■體現中國文化的台灣孔廟在部分所謂「本土」作家和學者的唆使和支持之下，台灣中學課本中的文言文比例下降到了百分之三十五。誠如內地官方發言人表示，這並非一場單純的文白之爭，而是行「去中國化」之實的「文化台獨」舉動。從長遠而言，台灣降低文言文比例的做法，會降低台灣新一代人的中文運用、鑒賞和審美能力，可謂貽害無窮。■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田/資料圖片
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並非斷代的割裂，而是承前啟後的發揚和繼承。一個現代中文表達能力優秀的人，也必定對古代中文的詩詞歌賦有精湛的學習和把握。不僅如此，在以禮教為立國根本的中國古代，文字乃是承載思想和情感的工具，對文言文的學習，也是培養一代人審美和內心情操的重要工具。棄之，則道統不再、道德不存。
並不單純的文白之爭
究竟應該從何種角度來審視台灣降低課本文言文比例的這一舉動，可從內地官方的表態中尋得一二。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於9月13日針對這一爭議表示，在教育和文化領域搞「去中國化」，圖謀割裂台灣與中華文化的血脈聯繫，只會傷害台灣社會，荼毒台灣的年輕一代，這樣做是不得人心的。對於文言文的文化價值，安峰山說，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的共同精神家園，是兩岸共同的根和魂；中華傳統文化就像珍藏在我們兩岸故宮中的民族瑰寶一樣，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無價之寶。針對台灣官方降低文言文比例這一舉動的背後目的，安峰山直言，其實質就是要「滅其文」、「滅其史」，最終一點一滴地去磨滅深刻在台灣社會、特別是台灣年輕人心中的中華文化的痕跡，讓台灣的年輕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國台辦發言人的講話可謂一針見血。數十年來，台灣在不少海外華僑華人以及西方漢學家眼中乃是一種獨特的「文化中國」的形象；很多到台灣旅遊的大陸遊客也會感歎：台灣保留了非常多、非常傳統的中華文化。不得不指出，這種觀感的形成，與上世紀六十年代蔣介石主導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有很大關係。回看歷史，「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有非常多的不同面向。在冷戰和兩岸對峙的特殊背景下，蔣介石當局的這一做法有非常強烈的和中國大陸爭奪文化道統的色彩。在客觀效果上，以教育特別是課本為手段，包括四書（《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在內的中華傳統經典進入到台灣中小學生的課本中。與之相配套，中國歷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知識成為了台灣學生必修的科目。「當一個快快樂樂的好學生，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僅成為了那個年代台灣教育的口號，也成為了中小學生讀書的內在認同驅動和目標。
無論「台獨」勢力怎樣抹黑，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台灣人頗受外界讚歎的彬彬有禮、文化涵養與當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下對「文化中國」的塑造有根本性的關聯。因為這樣的人格塑造不僅是一種對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屬性的認同教育，更是以國學和傳統為媒介而進行的道德型塑和培養。如果沒有了這樣的教育或是這樣的教育被弱化，出現的結果便是是非之心的喪失、人格的墮落；便是「台灣人精於電話詐騙」的名號「蜚聲」全球；便是對大陸配偶、大陸同胞進行公開化的歧視而不知恥；便是偏安一島、鼠目寸光。
欺世盜名的理據
台灣官方和主張下調文言文比例的人有大量的理由為他們這一「去中國化」的舉動尋找理據和託詞。這其中，不得不提及的乃是在九月初，有所謂135位台灣作家和學者發表了一封題為《支持調降文言文比例，強化台灣新文學教材》的聯署信。這封聯署信認為，文言文乃是「舊有黨國體制遺留的弊病」、是「守舊主義的依賴，更是在台灣的殖民意識、不合時宜的中國結再現。」這封信主張，要「邁向民主化、追求國家重建的台灣，應該早日拋棄這種枷鎖和桎梏。」同時，聯署人也在信中提及，下調文言文比例之後，語言教育應當「強化台灣文學作品在語文教科書的分量」。
這是一封欺世盜名的聯署信，它的內容更加證明所謂文言文爭議，根本不是語言教育內容的轉換討論，而是一場徹徹底底的「文化台獨」風潮。此信將文言文和所謂「台灣文學」對立，完全是混淆視聽。台灣文學的形成和發展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包括明清朝代的漢人移民、日本殖民時代、國民黨統治時期等。不同時代的台灣文學，無論是以閩南語、客家話或是典範的白話中文作為創作載體，都是漢語言文學本身的一部分，都是中華文化傳揚恢弘的方式。況且，從古代漢語的諸多音韻學著作中可知，閩南語和客家話本身就被學界視為是古漢語的活化石。因此，這135人口中的「台灣文學」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台灣文學，而只是以文學為幌子、奉行「文化台獨」的工具而已。
文言文阻礙民主自由嗎？
那麼文言文是阻礙社會民主和民眾自由的工具嗎？一些「台獨」分子認為文言文充滿了舊式的忠君思想，不利於民主社會的公民人格之培養。這完全是對中華文化的無知。民主社會乃倡導主權在民、天下為公。此一思想在孟子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中有鮮明體現。民主社會倡導關懷弱勢。唐代白居易曾寫下《新製綾祺成，感而有詠》。詩言：安得大裘長千丈，與君都蓋洛陽城。意思是希望找到萬丈的皮衣蓋住整個首都，讓寒冬中的百姓能夠溫暖和有所居。不少台灣人強調居住正義，反對大財團、商家與政府勾結控制的所謂「都市更新」。東漢班固在《兩都賦》中倡導，城市的本質不在建築和宮殿的華麗，而在於行王道、施仁政。可見，這些中華經典文章對今天的台灣社會仍有巨大的意義，它們也不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而是助推器。
下調文言文比例，實在是私心作祟的結果。對於今天在台灣執政的政治勢力和所謂「本土」文學作家群體而言，消滅文言文，他們可以獲得兩大方面的利益。其一，在文化脈絡上割斷台灣年輕人與中華文化、中國大陸之間的心理和情感聯繫，如此可在未來的選舉中獲得更多選票，延續既有的政權。其二，對於漢語文學造詣並不高、一直處在邊緣位置賣弄文字的所謂「台灣文學」群體而言，他們可以在下調文言文比例之後釋放出的課文空間容量中，加入自己的所謂「本土」、「在地」文學作品，以此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並掩飾這些人不熟悉甚至不懂中國古典文學的自卑感。可以預見的是，減少文言文在課本中的數量只是第一步。在這之後，他們或許會要求減少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在課本中的比例，諸如徐志摩、林語堂等人的文字從台灣課本中消失或許也只是時間問題。
支持者乃台灣的千古罪人
一位奉行「台獨」立場的所謂台灣「詩人」倡導下調文言文比例，理由是可以讓學生注重語文的使用能力、多了解當代和世界文學。這完全是誤人子弟的觀念，也顯示出所謂台灣「本土作家」對世界文化大勢毫無認識。
錯誤的做法，必然貽害深遠。語言文字的本質是生活和情感的傳遞。一個人的生活由物質和精神兩大層面構成。如果語言只是注重求職信這樣的應用文寫作，則語言本身的美感會消失、語言的歷史傳承和價值也會被淡化，長久而言的效果是：一個人只懂得淺顯的母語文字，卻缺乏使用這種語言進行審美、思考的能力，則此人必然無法在事業和生活中取得大的突破和成就；一個社會整體上失去了對母語的深刻把握，也必然漸漸墮入膚淺和偏執的狀態中。
不得不提及的是新加坡歷史。新加坡建國初期，李光耀奉行英文優先的政策，甚至不惜為此關閉了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南洋大學。但後來李光耀後悔了，他發現新加坡華人的華語能力越來越差，有數千年歷史的中文淪為只能用方言溝通的「廚房語言」，漸失活力。因而李光耀發起了「華語運動」，讓新一代新加坡人重拾中文。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華人的中文水平即便再差，其英文能力並不差，因為英文乃是新加坡的官方語言。但若台灣人的中文水準不斷下滑，又用何種語言來補足社會發展的語言短板？有人發出過這樣的擔憂：未來的新一代台灣人恐看不懂古裝劇。但筆者要指出的是，放棄文言文，又如何研讀包括連明鄭時代在內的台灣歷史文獻？當全世界都在學習漢語和中文時，所謂「台語文學」帶來的究竟是故步自封還是走向世界？！
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雖然李歐梵等一眾台灣著名學者曾聯署保衛文言文，但功敗垂成。宵小之徒橫行，則君子難以立足。可即便是500年後，人們記住的仍然是孔子、李白、辛棄疾，而無人知曉這毀滅中華道統的135個「台獨」分子。曾有台灣媒體人士指出，這135個聯署支持下調文言文比例的人乃台灣的千古罪人，因為他們毀掉了台灣新一代人的文化培育機會。令人覺得諷刺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有的乃是依靠撰寫和文言文有關的導讀書籍賺取稿費；有人更是活躍在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文化和出版市場。他們一方面大搞「文化台獨」、用粗鄙的語言醜化大陸和大陸同胞，另一方面又享受兩岸發展的文化「紅利」，可謂「吃中國文化的飯，卻砸中國文化的鍋」，名表向陽，內心趨黑，其人格分裂可見一斑。面對此等態勢，本港和內地的文化市場需要淨化除垢，兩地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和文化出版機構亦應承擔起這樣的淨化職責，檢審文化市場，並杜絕這些人再來本港和內地，以防他們繼續在香港和內地興風作浪、誤導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