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及副院長杜鵑。陳添浚 攝新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考慮與社企在多區承租合法安全的劏房單位，出租予有需要家庭以解決短期房屋問題，使劏房問題再次擺上枱走入市民的視線。事實上，劏房一直被視為香港寸金尺土下的畸形產物。它縱使廣泛存在卻只能以不見天日的方式隱沒在高樓大廈聳立的鬧市之中，使劏房污名化。劏房戶在媒體爭相曝光下，被視為香港貧富懸殊現實下被遺棄的一群，活得更自卑。但劏房現象並非香港獨有的，如果劏房已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又應如何應對？■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眼界並不局限於香港的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及副院長杜鵑，從建築學及社會學等學術研究角度介入劏房問題，因而別有一番見解。與劏房的污名化相反，她將香港的劏房視之為她已經進行了15年的「非正規住宅」研究的一部分。由她主力研究的深圳城中村（urban village），到印度孟買的貧民窟（slum）、巴西里約的棚屋區（favela），以至紐約、倫敦等大城市睡在客廳沙發上的分租戶，以及香港的劏房，都屬於「非正規住宅」。她指出，縱然這些城市的發達程度不一，但全部都經歷過急速都市化及蓬勃經濟發展，而非正規住宅在推動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解決劏房不在於取締而是改善
她認為，解決劏房問題之道，並不在於取締劏房，而是要改善它們既有的環境，使劏房住戶重拾尊嚴，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讓劏房繼續以「下而上」的方式為城市的長遠發展注入活力。兩年前，她親力親為，啟動了「家園營造：劏房改造」的計劃，計劃至今已經改善了不少劏房家庭的居住環境。
訪談當天，杜鵑首先說的不是香港的劏房，而是深圳的城中村。三十多年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其後深圳成為了重要的經濟特區。今天，深圳的經濟成果有目共睹。一個城市的發展，需要大量外來的人才、新思維及廉價勞動力。這些外來勞工負擔不起大城市高昂的私人住宅租金，所以選擇住在較便宜的城中村。這些不起眼的城市「新血」，卻是深圳30年來勞動密集型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關鍵，是城市必要的一部分。因此，這些不正規的房屋間接促使經濟發展在「上而下」政府主導以外另一端的「下而上」發展成為了可能，縱然它們又是市政府的傷疤。
杜鵑教授翻閱不同大城市的歷史，發現了這樣一個共通點：不論是深圳、紐約、芝加哥、倫敦，還是巴黎，它們最輝煌的時刻，就是它們接納最多新移民的時候。短視的本地人可能視這些新移民為爭飯碗、攤分社會福利的害群之馬，但長遠來看他們帶來新的勞動力、新的意念、新的文化衝擊，對城市經濟發展有莫大裨益。而當一個城市再沒有新的外來人口時，反而預示了城市的滅亡。
研究生住劏房為貼近社區網絡
時空一轉回到香港的劏房。和其他大城市的非正規住宅一樣，很多劏房住戶都是只來了2至10年的基層新移民。一方面因為戶籍問題沒有政府房屋津貼（例如公屋資格），另一方面他們又沒有能力負擔私人樓宇，劏房成為了最實惠的選擇。此外，與其他非正規住宅一樣，劏房戶的教育程度也是有高有低。「一些來大城市讀書的研究生、或者找工作的博士畢業生可以是很出色的人才，但因為還沒有常規收入，所以只能住在不正規的廉價房屋。」杜鵑說。更為人忽略的一點是有些住戶其實能負擔起私人住宅的租金，例如住在旺角劏房的能負擔新界私人住宅的租金，但為了更貼近經濟中心的社區網絡，他們寧願住在劏房。這也解釋了香港的劏房大多也是位處港島、深水埗、旺角一帶的原因：全世界的非正規住宅都是位於大城市的經濟脈搏中心而非邊緣。劏房戶主動選擇更好的社區網絡，是因為非正規住宅的住戶都期待着向上流動的一天：此刻的居所，大抵只是一個驛站。
因此，深諳「非正規住宅」存在價值的杜鵑沒有想過要剷除劏房，她考慮的是如何把劏房變得更宜居，更可持續地成為城市的活力之泉。深圳的城中村因為業權是村民私人擁有，所以業主願意投入更多資源去改善居所以換取更高昂的租金，整體而言城中村的生活質素比劏房較高，選擇也更多元。當生活質素提升，生產力也自然得到改善。而香港的劏房因為是地產商擁有，所以都是一式一樣。加上地產商等待重建的機會，劏房被視為隨時可以被拆卸的房屋，地產商也沒興趣改善劏房的環境，造成劏房居住環境比其他城市的「非正規住宅」更為參差。杜鵑為此決定用價廉物美的方式改善劏房，提升劏房戶的生活質素及尊嚴。
劏房改造比建造大型建築難
兩年前，杜鵑通過香港大學社區外展計劃與香港仔明愛社區中心合作，開啟了「家園營造：劏房改造」的計劃，結合房屋政策及環境研究、劏房住戶家訪及數百份住戶問卷，直接介入社區，為不同的劏房住戶度身訂造新的傢具以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除了改善劏房住戶的生活，她也期望計劃可以讓學生走入社會，應用書本上的知識，並將計劃結合自己城市生態設計研究室（Urban Ecologies Design Lab）的學術研究。
杜鵑坦言，相比起大型、價值不菲的建築計劃，劏房改造這種驟眼看來規模較小的項目的確為建築師所忽略，一般不會出現在建築物的項目列表，不過她卻認為這個計劃其實比起一次性的大型建築影響更為深遠。「在空間向度方面，劏房規模雖小，但其實香港有很大部分人口都隱居在劏房，官方數字是30萬人，但NGO 估計已有約100萬人，而且劏房數量過去五年增加了三成。因此這個計劃可以讓很多人受惠。在時間向度方面，單一建築的設計都是一次性，但這個計劃卻是具延續性，而且劏房牽涉到建築物與城市的多層次互動，這種知識甚至50年後也用到。」
因為不能夠對劏房的牆體結構和房屋平面進行改動，加上社會項目非常有限的資金，也使得這個項目的難度不會比一般的大型建築項目來得容易。「既要考慮住戶的生活需要，讓他們可以在狹窄的環境也能進行高密度的日常活動，例如小孩可以做功課，同時又要解決私隱與噪音等問題。除了日常需要外，還有散熱、對流通風、滲水等結構性問題要解決。」
最終，杜鵑和團隊決定以多功能的傢具來解決有限空間及預算的限制：一張抬高的床在考試季兼具學習空間的功能；三疊床可以變為可以看電視的沙發；雙人床可以拉出變成一張書桌；餐桌可以變成孩子的床；儲物空間可以作為分隔牆為3個成年兒子提供私密空間；牆上高掛的嵌櫃可以作為儲藏空間，同時將電飯鍋和電水壺等散熱裝置與兩個年幼的小孩子分隔開來。此外，所有組件都可以輕易分拆運輸並重新組裝，以滿足劏房戶將來搬屋的需求。
目標改革長遠都市規劃
過程中最令杜鵑感到意外的是很多家庭其實並不熱衷於改變他們既有的家居佈置，因為他們自覺為本身已有的傢具投入了不少金錢和心血，所以這也讓是次計劃的難度加大。「我們一開始的設計都被拒絕，但這也迫使我們做得更好，說服他們接納我們的建議。但從另一角度看，這證明了他們因為居住空間實在有限，所以只能接收最好的新傢具，也證明了他們其實真的很着緊自己的生活環境。所以最終他們被說服時，也給予我很大的滿足感。」
現階段「家園營造：劏房改造」計劃主要針對獨立家庭的需求而向他們提供定製的傢具，但長遠而言杜鵑希望可以與NGO構建一個社區平台，讓住戶未來可以自行改善生活環境、並與其他住戶有更好的溝通。此外，她希望未來的傢具不只是為單一住戶定製，而是可以量產的同時又可以讓住戶根據個人需要而微調。再進一步，她希望透過現階段的成果去游說更多持份者，進而改善更宏觀的難題，例如整幢樓宇的結構性滲水及防火安全等，最終再在政策倡議的層面影響整體城市規劃及未來房屋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