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英國籍作家石黑一雄奪得諾貝爾文學獎。 美聯社鍾 倩
諾貝爾文學獎日前正式揭曉，日裔英國籍作家石黑一雄摘得桂冠。石黑一雄是誰？不少人會第一時間上網百度，「邊緣人」，「燒冷灶」，一時成為關鍵詞。即便在日本，公眾對他的名字也是非常陌生。這位與拉什迪、奈保爾一同被譽為「英國文壇移民三雄」的作家，曾被村上春樹看好，「近半個世紀的書，我最喜歡的是《別離開我》」，他問鼎諾貝爾獎的深遠意義又是什麼呢？
村上春樹在其自傳《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袒露心聲︰「談論文學獎，或許就等於談論現代語境中文學的一個側面。」對諾貝爾獎來說，同樣的道理。他引用當地某文藝雜誌專欄中的一段話︰「芥川獎這東西大概是相當有魔力的。因為有落選後會大吵大鬧的作家，所以其聲名益發響徹雲霄。又因為有村上春樹這樣落選後對文壇避而遠之的作家，所以其權威性益發明顯。」對此，村上春樹這樣回答，「我和文壇保持距離，並非是未曾獲得芥川獎的緣故，而是因為我對涉足那種場所一無所知又了無興趣。在兩件本來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間隨意瞎找因果關係，未免叫我困惑。」
當年，《且聽風吟》獲得文藝雜誌《群像》的新人獎時，他將此看作成為作家的入場券；從事小說創作三十五載，回望文學獎，他看重的是作家的個人資格，獎項應該承擔起從側面支撐個人資格的使命；說到底，「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獎項。」連續幾年，村上成為諾貝爾獎競猜的最大贏家，多次陪跑，但他很是從容，「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讀者。不管是什麼樣的文學獎、勳章或者善意的書評，都比不上自掏腰包買我的書的讀者更有實質意義。」相比之下，有些作家對諾貝爾獎就很不以為然。比如，雷德蒙．錢德勒曾在一封書信中寫道︰「我想不想成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算什麼！這個獎頒給了太多的二流作家，還有那些不忍卒讀的作家們。更別說一旦得了那玩意兒，就得跑到斯德哥爾摩去，得身着正裝，還得發表演講。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值得費那麼大的功夫嗎？絕對不值！」「狂妄」背後是超越獎項之上的自由精神......或者說他看重的是獎項之外的東西。
不得不說，文學獎項就像個魔咒，與文學創作本身極為相似，有太多的喜出望外與驚心動魄，也許誰獲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學對整個人類發展與和平的眷顧與恩典。所以，如果這次不是石黑一雄問鼎，也會是別人，那個人也終將面臨他所經受的鎂光燈與輿論裹挾。
石黑一雄不是首位日本國籍成為諾貝爾獎的得主，早在2014年，日裔美國人中村修二以發明高效藍色發光二極管榮獲諾貝爾物理獎。同是在日本出生的作家，石黑一雄很多地方與村上春樹比較相像，熱愛爵士樂、夢想當個音樂人。他的第一部小說《群山淡影》，主人公是移居英國的日本婦人悅子，因為處理自殺女兒身後事回憶起二戰後在長崎的生活。而《被掩埋的巨人》是借英國後亞瑟王時代的奇幻傳說，闡述民族與個人面對歷史宿怨時該如何在記憶與寬恕之間作出抉擇。如果說《群山淡影》彰顯的是「國際移民一種身份缺失之不可彌補的悲劇性」，那麼《別讓我走》探討的是倫理的衝突，一群克隆人的生活經歷和他們作為人體器官捐獻者的故事。不難看出，無論是時間、記憶、自我欺騙，還是倫理矛盾，他的作品中都有一種大的視野，他關注的是當下世界愈來愈普遍的問題，這也許是他摘得諾貝爾獎的重要原因。
石黑一雄的移民身份也是各界關注的熱點。全球化背景下，作家如何與破解與創作母土之間的衝突？以《上海孤兒》為例，主人公是20世紀30年代英國聞名全國的大偵探，但他童年時期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上海，始終忘不了在上海聽說的一起失蹤案。石黑一雄寫一個英國人在中國的故事，對他而言是跨文化的生存。不同文化的碰撞與交融，會讓人困惑以至於迷惘，但有些作家能尋到「和解」的出口，那就是自由。俄裔美籍作家納博科夫，曾多次被問到回俄國的問題時，他說，「我永遠也不會回去了。理由很簡單，我需要的是俄國的一切我都帶着了︰文學、語言和我自己在俄國度過的童年。我永遠也不再返鄉。我永遠也不投降。」他帶走的與其說是童年，不如說是可攜帶的母語。
納博科夫19歲之前在俄國，38歲之前在歐陸，38歲去了美國，57歲後去了瑞士長住。他的《普寧》令我記憶深刻︰一個俄國流亡的老教授在美國學府教書，與周圍格格不入，同事嘲弄、妻子離開，他鑽進故紙堆中，研究俄羅斯古典文學，以此聊以自慰。「我一直長期積累微不足道的力量來迫使自己不再想俄國。不錯，我摸爬滾打成了那誘人的東西......『正教授』，可心底裡我們覺得自己是個卑微的『訪問講師』。」我有幾次對自己說，這是個好地方，可以永久安家了。可是，我腦子裡會立刻響起雪崩的巨鳴聲；雪崩捲走了成百處遙遠的所在；我一旦做安家之舉於地球的某一角，那些地方在我腦中就都被毀了。可以說，「普寧」就是納博科夫的「說吧，記憶。」移民身份的困擾，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他小說母土的再造。「一個沒辦過喪禮、沒墳塋之地很難成其為故鄉；而沒有童年、沒有故居房子之地也很難成其為小說母土。」
但是，無論怎樣，母土的血脈都難以斬斷，我認為我對往事記憶、對童年記憶的感情比後來的記憶要深，因此英國的劍橋或新英格蘭的砍布里奇在我的腦中和自我中就不那麼生動，不像俄國的我家鄉村房子的花園那麼親切。納博科夫宣稱自己是一個自由的人，「我一下子就置身於美國最好的方面，置身於豐富多彩的知識學術生活中，置身於隨和善意的氛圍裡。我把自己埋在美國的大圖書館裡，置身大峽谷中。」顯而易見，他是用貴族的素養和文學的自信成功跨越這種文化的溝壑。
回到被稱為「簡．奧斯丁和卡夫卡融合體」石黑一雄，我們同樣也看到移民作家的生存鏡像......「一個穿着手肘補丁了燈芯絨外套的普通人」，如何在文明的進程中向上求索，石黑一雄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跨文化交流和移民新文學的迷幻樣本，「他不光在重述過去，他也在探索你為了作為個人或社會而活下去所不得不遺忘的一切（瑞典學院秘書長莎拉．達紐斯語）」，最重要的是使我們看到全人類對未來的無限憧憬、信心與悲憫。借用卡爾維諾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中的話說，「過分野心的構思在許多領域裡都可能遭到反對，但在文學中卻不會。只有當我們立下難以估量的目標，遠超過實現的希望，文學才能繼續存活下去。只有詩人於作家賦予自己別人不敢想像的任務，文學才得以繼續發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