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呆呆
中國文人中不愛《詩經》的人恐怕是寥寥可數，無論讀過多少，都一樣會喜愛，現在就連普通人也會張口就來幾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可見 對《詩 經》，全民皆愛。
人們愛《詩經》步調高度一致，但對《詩經》的詮釋、理解卻天淵之別。從孔子老人家把《詩經》編輯起來至今，這種分歧從來沒有縮小過，而孔子除了留下那句「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這句曖昧的話，也並未解讀過《詩經》的篇章，最終導致他的徒子徒孫們吵得天翻地覆慨而慷。
每個人心中其實都有一部《詩經》，但部部都不同。首先碰到的問題是：《詩經》是本什麼書？最初的定義是「經書」，因為在「四書五經」中它昂列於首，地位不亞於西方的《聖經》，但「聖經」的地位在五四時期被終止。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主將讓《詩經》走下聖壇，胡適先生認為「《詩經》並不是一部經典，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錢玄同、顧頡剛、錢穆等「古史辨派」的史學家也贊同《詩經》是「民歌總集」的說法。於是這個結論主導了此後的詩經學，當今的文學史無一例外地都繼承下來。應該說這個結論為《詩經》撥開了兩千年迷霧，並為恢復《詩經》的本來面目奠定了基礎。
也許是受了這個「民歌總集」的影響，五四之後的詩經學者基本上都選擇研究「風」，而忽視甚至拋棄了「雅」和「頌」，因為「風」是 民 歌，來自 民 間 根 紅苗正，而「雅」、「頌」來自朝廷、宗廟，是貴族的詩歌，所以無人問津。後來又有不少同樣根紅苗正的學者又進一步演繹：民歌是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當時的勞動人民是奴隸，所以《詩經》是奴隸的「反抗之歌」等等，讓《詩經》直接走上了政治化解讀之路。因為有了「階級」這種標籤性的符號，後來的中學生課文中《詩經》就只能收進《伐檀》和《碩鼠》這樣的詩篇。
不過歷來都有不信邪的，魯迅算一個。魯迅先生在大學講中國文學史，就只注重《詩經》的文本，而少有政治性掛靠，他在《漢文學史綱要》這部講義中就不理會當時的「民歌總集」說，根據《風》、《雅》、《頌》三部分的實際內容，認為《詩經》是「中國最古的詩選」，他對三部分的態度也較為客觀：「以性質言，風者，閭巷之情詩；雅者，朝廷之樂歌；頌者，宗廟之樂歌也。」
這是從文本的實際出發得出的結論，後來他計劃撰寫一部新的中國文學史，在提綱中稱《詩經》為「周詩」，意思是：周代的詩歌。就像我們現在說「唐詩」、「宋詩」一樣。
後來文學史家朱東潤先生更是正面挑戰「民歌」說，他在《國風出自民間說質疑》中，比較詳盡地考證《國風》絕大部分詩篇作者並非出自民間，所以《詩經》並非「民歌總集」那麼簡單。上世紀50年代末，文論家胡念貽發表論文《關於詩經大部分是否民歌的問題》，提出「把《國風》和《雅》的一部分籠統地說成民歌，不符合它們的實際內容」，他考察論證這些詩篇的作者屬於社會各階級，只有一小部分民歌，大部分是統治階級人士的書寫文學。
詩經學者夏傳才先生經多年考證認為，「《國風》是15個國家和地區用地方樂調演唱的歌詩，它們的作者有大小貴族、下級士吏、自由民，卻很少勞動者之作，它們是社會各階級、階層的歌詩，反映各階級、階層的思想感情和他們的生活，從而展現周代社會的風貌，具有更大的認識價值」。這個結論更具有歷史與文學的客觀性。所以我贊同夏傳才先生的結論：《詩經》是中國古代由口頭文學轉化為書寫文學的第一部詩歌集。也就是說《詩經》的源頭雖然是民歌，但《詩經》不是民歌集，不是簡單的民歌記錄。所以《詩經》至今仍成為我時時翻閱的枕邊書，地位無法撼動，在我看來，它是真正的「詩」，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