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勇
遇人急難，慷慨解囊，委曲維持，這是一種合乎「道」、契乎「義」的自然反應。自己本來就應該這麼做，而不應該存一個獲報的心、有求的心，這是一個懂得為人之道者的天職和本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實難。唯其難，才愈顯可貴，在這可貴之中，更有尤為可貴者。
1920年，林語堂獲得官費到美國哈佛大學留學的機會，他答應胡適先生學成回國後，到北大任教。不料到了美國後，由於官費沒有按時匯去，林語堂一時陷入困境，急忙打電報向國內告急。不久，他就收到兩千美元匯款，使其順利完成了學業。回到北京後，林語堂專程向北大校長蔣夢麟面謝匯款之事，不料蔣竟莫名其妙。原來匯錢去的不是別人，正是胡適先生。這筆錢少算也合今天人民幣十六萬元，以如此巨款救人於困，卻不留姓名，先生的慷慨之情令人感佩，後來林語堂先生一直念念不忘。
歷史學家勞幹早年畢業後，進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傅斯年一直是他的上司，1949年，勞幹去了台灣，仍在史語所任職，傅斯年因病去世後，他參加了傅斯年遺稿的整理工作，有一天，他在傅斯年留下的一本書中看到一張便條，是陳寅恪寫給傅斯年的，便條的內容，是陳寅恪向傅斯年推薦勞幹，勞幹看了這張便條後，感慨萬分，因為此前，他從來沒聽說過這件事。與陳寅恪交往多年，陳寅恪也從來沒向他提起過，如果不是這次偶然的發現，他永遠也不會知道陳寅恪曾經默默地幫助過自己，他因此對陳寅恪更加充滿敬意。
與此事類似，1990年，清華大學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討論會出版了一套「紀念文集」，一天，歷史學家王永興教授查閱清華校史檔案，無意中發現了一封信，信的日期是1947年，是陳寅恪給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信，信的內容，是希望梅校長為王永興解決住房問題：「思維再三，非將房屋問題解決不可」，否則「弟於心亦深覺不安」......王永興拜讀罷這封信後，「大夢初醒，悲感萬分」，因為這件事陳寅恪從來沒有向王永興說過，後來，王永興寫了《種花留與後來人》一文，表達了對陳寅恪先生的感激之情。
施恩不圖回報是一種境界，「圖」回報則是另一種境界。一天，詩人海涅外出散步，看見一位年輕人捂着肚子坐在地上，表情十分痛苦。海涅走上前去，關切地問年輕人：「孩子，怎麼了？」年輕人抬起頭，他的臉因為疼痛幾近變形：「我......肚子很......很疼」。說完這句話，海涅看見他臉上滿是汗水。海涅一把拉起年輕人：「走，帶你去看醫生。」在醫院裡，醫生做完檢查，告訴海涅：「他患了急性腸炎。」「可是，我要上課。而且，而且我身上沒有錢。」年輕人低語。顯然，這是一個看不起病的窮學生。「你必須治好病才能去上課。」海涅說道，「至於醫藥費，我來幫你付。」說完，海涅走出病房交了醫藥費然後離開。
兩年後的一天，當海涅正在家裡構思一篇長詩時，保母帶着一位年輕人走進來。年輕人走到海涅面前：「先生，您還認得我嗎？」海涅看了看他：「對不起，我實在想不起你是我的哪位朋友。」年輕人說：「先生，您還記得兩年前，您為一位窮學生墊付藥費的事嗎？」海涅想了想，然後一拍腦門：「哦，我想起來了，就是你嗎？」年輕人欣喜地點點頭：「是我，是我！」「那麼，你今天來是為了感謝我嗎？」海涅問道。「先生說得對，我是來感謝您的。」「好的，請把當年我墊付的藥費給我吧。」年輕人從衣兜裡掏出錢，遞給海涅。海涅數了數，然後從中抽出幾張來：「這些就夠了。」再把多餘的錢遞還給年輕人。年輕人見海涅收了錢，滿心歡喜地離去。年輕人走後，保母問海涅：「先生，當年您既然施了善心，今天為何還要收他的錢？」海涅笑了笑說：「濟人於困，是為善，但不是大善。年輕人今天來還我錢，就說明這兩年來他於心不安，因為他始終覺得欠我一個人情。如果因為我的一個善念，而使他惴惴不安的話，那這種善就變成了一種桎梏。所以，我收下他的錢，讓他覺得不再欠我什麼，他也從此心安了。這樣對他來說不是更好嗎？」
還有一種高貴的善良，就是甘當惡人。王力先生在《懷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曾特別提到一件事：朱先生不再兼任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的前夜，斷然辭退了一位職員。他說：我不能把確實無法勝任在圖書館工作的人留給繼任的圖書館館長，讓我充好人而繼任館長當惡人。自己鐵定離去，大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權做「好人」，讓繼任者去做「惡人」。到這時候要「充好人」很容易，一般來說也不會受到什麼批評，但朱先生不是這樣的人，這不僅是對工作負責，更是為人的風骨、為政的準則。
與人為善，可以讓人生走得更遠，可以讓生命活得滋潤。善良，是溫暖在流轉，是愛在延宕，施及別人，惠澤自身。潤物無聲地施善，讓受者更安心，讓自己更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