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森
剛過去的十一國慶長假期到北京學習，因為還要開個會，打算順道拜訪朱琪教授。於是發了個電郵問候，回覆的卻是朱老師的千金，卻原來朱老師已在去年十月辭世！小妹妹回郵言道，朱老師臨終前「握筆顫顫巍巍」地完成最後遺作，於過身前數日在日記本上寫下：「生命的歷史使命在於為後來的生命生存得更好，也就是為後代創造更好的生存環境。」
朱老師是前衛生部性病艾滋病預防研究室主任（艾滋病，港譯︰愛滋病）、前中國性學會秘書長、前《中國性科學》主編，畢生從事內科臨床、衛生防疫和醫學教育工作。朱老師比筆者年長二十多歲，能夠相識，真是有緣千里能相會了。
千禧年在美國紐約一次文化交流活動，將我們倆從北京和香港兩地帶到新大陸相見。朱老師是學醫行醫的專業性教育工作者，潘國森則是學工學文的業餘門外人。朱老師曾為拙著《透視同性戀：異常行為研究》寫序，這是兩部《同性性愛行為探討》系列的下冊。當代中國讀書人當中，恐怕就只有我二人反對將「homosexuality」譯為「同性戀」。「sexuality」原本就不光是只有戀愛，應該涵蓋了「性交」行為和「戀愛」情感，所以我譯之為「性愛行為」，若前面加了「homo」的詞頭，那就要譯為「同性性愛行為」了。朱老師卻選用「同性愛慾」，也是既有「戀愛」、也有「肉慾」，那就不怕讓人誤會以為「有愛無性」了。我們這是英雄所見略同，不是標奇立異地咬文嚼字，是做學問必須的謹嚴。
在北京初會朱老師的獨生愛女，翻閱朱老師遺作，題為《傳統性道德的自然科學本質》（圖），大哉斯言！
在香港較常遇到鼓吹性濫交的「性亂派」言論，多出自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教師（教師是統稱，並無貶義，包括教授、講師等不同職級），此輩就是容易缺少了自然科學的常識。性亂派亦有執業醫生，不過多見精神科專家而不見婦科聖手，當中弊病不言而喻。
一位女教師揚言，與人性交猶如打一場球賽！廣府話口語稱球為「波」，而男女隨便濫交，亦可戲稱為「打一場友誼波」。此姝任教大學，還得過「最佳教師獎」。嗚呼！其荒唐若此！其缺乏生理衛生常識若此！羽毛球、網球等運動有一網之隔，運動員的肢體接觸，惟有握手或擁抱而已，絕不似性交涉及體液交換，如果對方不潔，有可能傳播致命絕症！
另一男教師笑言，與人性交如握手！那是傖俗男人自誇性能力超凡的謊言了！誰都有能力接連與幾十，甚至幾百人握手而不現疲態。問君日能御女子幾何？不畏「精盡人亡」哉？
朱老師在書中提到當前社會上有一流行論調，曰：「我的生命，我的身體是我自己的。我的一切我做主！」
此話是不是似曾相識？（憶朱琪教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