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 倩
當一個時代研究魯迅的人比讀魯迅的人還要多，我們該怎樣與他對話呢？閱讀《魯迅還在》這本書時，我的腦海中浮現出這個問題。魯迅是中國文學繞不過去的一座高峰，是文學創作躲不過去的前輩，還是精神星空永不消逝的星宿。
《魯迅還在》是閻晶明先生深入閱讀魯迅的心靈史，最可貴之處在於他摒棄學者式的高冷與艱澀，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容易接近的平常視角，即平凡中蘊藉的偉大。
儘管書中的不少文章我在文學期刊上已讀過，但打開這本書，依然受益頗深。他從日常生活和細節「漏洞」入手，不妨歸為兩大類，第一是日常生活，比如，魯迅的吸煙史、居住史、疾病史，魯迅與酒、悼亡故人，以及他筆下的鳥獸魚蟲；第二是人際交往史，做編輯、寫序言、做演講，他與蕭伯納、藤野嚴九郎的交往等。前一類，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疾病史和悼亡故人，後一類收穫最大的是魯迅與兩位外國友人的交往。
關於悼文，魯迅寫過很多，在《父親的病中》他曾寫道，「我現在還能聽到那時的自己的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卻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所謂「錯處」，指向的是當時無用的呼喊，對死者離世時的擾亂，因此他的記念，韋素園、柔石、胡也頻、劉半農、劉和珍、楊德群等等，都是相隔一段時間之後，沒有情感的渲染，體現出在對方無法回應下的一種敬重。
最為可貴的是，他評人論事的客觀，說李大釗，「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未必精當的」，談劉半農，「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而他「見同輩之死，總沒有像見青年之死的悲傷」，他的理性、坦率、冷峻，在筆端流轉，他不願看到青年人流血犧牲，他關心逝者的家人或伴侶，他對亡者的懷念中蘊藉着對民族存亡和國家命運的憂戚，這是一種大擔當和大悲憫；而他作品中的死亡意象，祥林嫂、陳士成、魏連殳等，同樣具有多重內涵，令人深思和遐想。
而不離煙、不厭酒的魯迅，外人眼中他是橫眉冷對的戰士，但他「自家有病自家知」，自幼牙疼黨、長期老胃病，包括外傷形影不離，忍着病痛搞創作，他的疾病史何嘗不是一部民族的精神史！他的去世，某種意義上說，暗合着療癒。
陳丹青曾說過，「魯迅的魅力，是對人世的巨大同情。」這種同情，既是對國民根性的鞭撻，也有對救國圖強的希冀，指向的是現實性，也是長久的當代性，永不過時。閱讀魯迅，我們每一次都會有新的發現。作者善於以小見大，比如挖掘他與蕭伯納的交往，讀來令我回味不盡。
1933年，蕭伯納訪問上海，大半天時間，卻引發半個世紀的爭論，他與梅蘭芳交流、向他送禮物，媒體記者全程在場，魯迅也隨後趕到，「蕭在上海時，我同吃了半餐飯，彼此講了一句話，並照了一張相」，後寫了篇《蕭伯納頌》。在他眼中，蕭伯納的到來如一面大鏡子，照出眼前的虛偽，「蕭並不在周遊世界，而在歷覽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嘴臉，應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口試......然而落了第」，顯而易見，他把這次訪問當做試金石，映射出世態和人性的真實模樣，不得不歎服他的銳利。
而魯迅的《藤野先生》，早已成為師生情的典範，但藤野嚴九郎的《謹憶周樹人君》，卻與魯迅所述不統一，魯迅最感激的事，他卻種種不記得，完全是兩種形象，相隔二十多年後的理解，構成有趣且引人想像的文本對照。作者從同一段經歷、同一種情誼進行細緻入微的比對和分析，一方面，是一個中國留學生的國家情感在異國被放大，應正視這種容易產生的單向度情感，另一方面，魯迅在仙台「棄醫從文」的人生抉擇，其根本動機是療救國家的科學精神，不在於採礦冶金還是西醫學術。通過深廣而複雜的比較，我看到留學生魯迅的感恩以及藤野老師的平凡。
我們與魯迅對話，其實也是回歸心靈，重新認識自己的精進過程。閻晶明先生細微的發現、深刻的洞悉，理性的關聯，如掘鑿深井，穿越歷史隧道，恰到好處地汲到一汪汪甘甜清冽的泉水，滋養我們的生命，這就是精神的活水。這種閱讀是心靈的勘探，更是現實的關照，為我們認識魯迅、與他對話提供一種思維、一種視角。
比如，《魯迅為什麼不寫故宮》，角度獨特而新奇，「按圖索驥」他的日記，琉璃廠、武英殿、往午門，僅1917年4月就去過八次，證明他去過故宮，他對歷史文獻和碑刻版畫建築等有濃厚興趣，卻獨獨沒有留下故宮的筆墨，這裡面既有他對封建皇權的態度，也有對清朝統治者文字獄的深惡痛絕，還有對宏大敘事的一向不喜歡，作者的探索和思考令人無不稱道，沒有跟隨研究魯迅潮流人云亦云，而是在不易覺察的地方洞開一片新世界和新空間，使讀者從不同的側面或「窄門」進入，觸發新的思考和審美，從而看到一位作家在思想上的憂憤深廣，在藝術上的靈動多樣，在寫作中的純熟厚重，同時也能夠眺望到一個大寫的中國人的脊樑和「挺住」。
「我只在深夜的街頭擺着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於他的用處的東西。」這是魯迅先生的自謙，亦是平民性的體現。讀過兩遍《魯迅全集》，以及孫郁《魯迅書影錄》、陳丹青《笑談大先生》、林賢治《人間魯迅》等，再讀《魯迅還在》，更加拓展了我的思維外延，認識到魯迅的多面孔。
如果說魯迅從天津的「青皮」身上看到「韌性」，從上海「吃白相飯」者身上看到一種「直落」，從廣州人的迷信行為中讀出一種「認真」，從廈門的「聽差」的「言動」中看到了「平等觀念」，傳遞出改造國民性的急切之心，那麼閻晶明先生的深度研究則是一種嚴謹治學和文學表達，對魯迅研究者是一種價值引領，對廣大讀者則是文化啟迪和靈魂喚醒。
魯迅的偉大亦是他的平凡，魯迅的冷峻亦是他的柔和，魯迅的孤獨亦是他的個性。就像閻晶明先生所說，「他是在人間煙火中艱難生活的人，更是在凡俗世界裡發出不凡聲音的智者。」
這樣一來，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什麼把魯迅稱作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的「人力車伕」，他是有血有肉、有痛有淚、時而矛盾的常人，他扶持作家出書，他關心逝者後人，他演講從不煽情，他深夜寫戰鬥檄文，白天給海嬰講述「狗熊如何生活，蘿蔔如何長大」......
他就活在我們中間，魯迅還在，可是，我們對他的認識是否還停留在原地踏步呢？社會的發展是否還存在他批判的那些弊端？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