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書練
二零一八年，對歐洲人來說，是一戰終結一百年的紀念日子，那是不堪回首的年代；但對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而言，卻是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年，是令人回味的歲月，因為國家在經歷了「十年浩劫」後，將國門開放，並走上經濟改革之路。一路崎嶇，一路摸索，碰碰撞撞向前走，發展成為今日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人生活整體上獲得改善。
在這過程中，香港的參與和貢獻很大。這一點，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一在北京會見港澳慶祝相關活動訪問團時也明確表示：「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貢獻是重大的，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我相信，他的話是由衷的。
習主席更具體地點了多位人物在早期的具體貢獻，包括已故政協副主席霍英東先生、前特首梁振英先生，以及兩位志願到內地工作的金融專家梁定邦先生、史美倫女士等等，反映中央對港澳的重視。不過，從電視鏡頭看，訪問團中大部分成員正在老去，畢竟四十年了啊。
其實，那正是我隨父母移居香港的一年。記得過羅湖橋時，見到穿着制服的海關人員，心中還有點怯。進入市區，看到琳瑯滿目的廣告招牌，感到很新鮮，卻不興奮。畢竟是個無知怕事的少女，不捨得從小玩到大的夥伴，算是老大不情願地來到了這個陌生的城市。
由於無意中加入傳媒這個行業，難免關心時事和形勢發展，算是看着國家改變，也看着小時候的夥伴生活如何改善。經歷過動盪、苦難和離別，我們這一輩明白今日來之不易，雖然知道生活中仍有各種各樣不盡如人意的事情，但仍為多達十三億人口的祖國有如此成就而欣慰。
去年，我為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旗下工商管理研究社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專書走訪了十多位以工業家為主的歷屆前主席，以及跟該會關係密切的一系列工商管理學者、財經專家。多位受訪者，尤其是兩位經濟學者兼前大學校長陳坤耀教授和劉遵義教授都特別提到，改革開放政策如何給香港帶來第二次機會，尤其是當時走上式微的香港工業。
因為香港工業經過二十年的快速發展後，工資成本上漲，欠缺勞動力，加上美國開始實行配額設限，以及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的世界能源危機等，令當時以出口導向的香港經濟發展出現了瓶頸。而開放政策令瀕於停業的香港工廠在珠三角找到再生空間，香港經濟也成功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