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征
這幾年流行一個詞「葛優躺」。一看到這個詞，就好像看到葛優滿臉鬍渣，手腳無力地癱坐在沙發上，單薄的身體裹着件碎花短衫。通常，年輕人會在無所事事的周末或者假期用上這張圖，並配幾句調侃的話，半真半假地自我挖苦一番。因為配了張略帶喜感的圖，這組信息自我責備的意思變淡了。疲憊和麻木外表下蘊含的消極情緒被柔軟無力和昏昏欲睡這種客觀狀態所取代，讓懶惰顯得相當柔和。柔和當中帶着一點小倔強，隱約透露出愛誰誰的個性。這是私人生活有節制的外露，為的是與外界建立一種親密關係，但是也在彰顯自我。因此它是徹底後現代的，不那麼積極向上，卻非常真實。
詞義的變化當然首先要歸功於當代年輕人藐視一切，解釋一切的宏圖。這是每一屆年輕人的使命，讓固有的一切都不那麼篤定了，生活才會有一番不一樣的滋味。但就懶惰一詞而言，至少在發明之初，它就預示着今天的到來。
在西方，懶惰最初代表着「人類靈魂中非理性部分的情感，這些情感源於感官印象或記憶，通常伴隨着快樂。」在學者Siegfried Wenzel的那本《The Sin of Sloth︰Acedia in Medieval Thought and Literature（懶惰之罪：中世紀思想和文學中的懶惰概念）》當中，懶惰的這一層含義赫然在目。它是快樂的來源，包含着人的七情六慾。俗是俗了點，但無傷大雅。
但對於凡事追求完美的人來說懶惰很要不得。這種帶着瑕疵和庸俗的日常會讓他們與自己信奉的純粹原則漸行漸遠。情感的激盪、對俗世的懷緬會在懶惰的掩蓋下悄然而至，破壞他們的苦修大業。對於僧侶來說，這種行為尤其無法容忍。所以西方人現在對於懶惰的躲避實際上是從公元四世紀的亞歷山大城開始的。也不是自然形成的，是一堆聚集在沙漠裡的僧侶們搗鼓出來的。但從這一天開始，懶惰就被套上了枷鎖。其後幾個世紀，這個詞一直帶着譴責的味道。甚至到了中世紀（十二世紀），這個詞更淪為人的七重原罪之一，與傲慢、嫉妒、暴怒、貪婪、暴食和色慾並列。
一種性情倏忽而至，又任性而走，本屬正常。可一旦變成了道德，那可就不同了。一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人的很多樂趣因此而減色。睡個午覺、喝個小酒都得給自己找個合理的藉口。不然就成了虛度光陰，對不起自己有幸來到人間一遭。這是成功學的人生標準，被馬克思斥為異化。把人異化成機器零件，讓有血有肉的軀體擺脫凡性，到工廠、地頭去勞作，否則一切就都失去了意義。
這種西方式的道德本來與中國人無關，直到鴉片戰爭裹挾着商業精神來到中國。一種西方式的職業倫理加上東方式積極上進的儒家哲學，讓數代中國人過得十分辛苦。但現在不同了，代表着自由、隨性的意志佔據了上風，一種最接近生活的狀態逐漸回歸，以田園牧歌式的景願在民間流傳，並成就了一種叫做葛優躺的流行文化。這種流行文化，我們姑且叫它日常生活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