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
在2019年聖誕夜，第八屆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成都發表了《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提出加快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在去全球化浪潮迭起、現有多邊經貿格局受到重大衝擊的背景下，中日韓此時釋放出加強區域合作的積極信號，無疑為東北亞經濟合作注入了一針強心劑。
中日韓關係曾經屢次因為歷史恩怨和地緣政治考量而惡化，被媒體比作「魏蜀吳」的三個國家能否取得突破？如何理解中國在新格局中的角色？筆者認為，在世界格局深刻變化的大背景下，中日韓消解爭議、擴大合作並非紙上談兵，而是符合各自國家利益的理性選擇。
中日韓三國聯動極強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兩國互相加徵關稅範圍不斷擴大，雙邊貿易額大幅下跌。對此，不少市場觀點認為日韓或成為最大贏家，取代部分中美貿易。但真實情況截然相反：進入2019年，日韓出口均出現持續負增長，表現甚至不如直面關稅衝擊的中國，中日韓區域內部貿易也萎縮近10%，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貿易受挫不可避免地波及經濟。自5月以來，日韓製造業PMI一直處於榮枯線下方。在《世界經濟展望》中，IMF將日本GDP增長率從1%下調至0.8%，將韓國GDP增長率從2.6%下調至2%。可以說，除越南大規模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實現出口顯著增長外，中美摩擦對日韓都是沉重打擊的。
中國需求波動對世界和區域經濟的影響越發不可忽視。筆者觀察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進口與日韓出口的聯動顯著強化。2015至2016年，中國「去產能」行動就曾嚴重打擊日韓出口。
2019年，受貿易保護主義和國內下行壓力雙重衝擊，中國增速下行，成為本輪日韓出口下跌的首要原因。產業層面看，中日韓關係緊密，產業終端需求景氣度下降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戰後全球分工變化沿循日本學者赤松要的「雁陣」理論發展，而日本、韓國、中國因發展方法論相似、位置毗鄰，成為雁陣模型中的三個梯隊。總體而言，日韓在產業鏈佔據中上游，中國處於中間偏下。
以電子產業為例，分析聯合國Comtrade數據可發現，日本的半導體上游特種原材料佔據絕對優勢，韓國的強項是存儲器、處理器等集成電路模塊，中國則是手機、計算機、遊戲機等終端電子消費品的主要出口國。因此不難理解，本輪電子消費品、特別是手機的下行周期對中日韓的相關產業都造成了負面衝擊。
把握下一階段合作機遇
有鑒於此，對中國而言，應當將中美休戰的窗口期作為升級區域關係的機遇期，塑造中日韓合作「新三角」。
近期中美關係取得緩和，雙方即將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定，這是來之不易的喘息機會。但美國對華關稅減讓幅度有限，中美技術脫鈎正在發生，雙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分歧還將在後續談判中不斷暴露出來，博弈呈現長期化、複雜化態勢。與其他經濟體謀求合作、加強往來，有助於對沖中美博弈，把握新形勢下的經濟機遇。在筆者看來，達成自貿協定將是中日韓深化經濟合作的里程碑，一方面關稅逐步減免、互相開放投資領域將有力促進三國之間的貿易額和直接投資，另一方面自貿區建成將有利於中日韓以一個整體參與同其他經濟體和集團的談判，減少「各自為戰」的局面。
事實上，中日關係正處於上升期。筆者去年10月受邀前往小田原參加2019年日美金融對話，與日本多名政府高官和企業代表交流，對此感觸良多。
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企業參與收購和投資日本企業的數量達到59家，為5年來新高。中日高層互訪和民間往來也更加密集，據日本國家旅遊局統計，2019年上半年日本接待遊客人次同比增長11.7%，遠高於4.6%的總體增速。
就三邊經貿合作而言，中韓自貿區已於2015年建立，但日本與中國和韓國均未簽訂自貿協定。中日升溫無疑為更加複雜、需要更多妥協的中日韓談判創造了基礎。
當然，談判過程仍將面臨不少障礙，小到行業保護與產業競爭，大到日韓如何權衡與美國的盟友關係，都需要談判者的智慧。但如果各方能夠卸下歷史和政治包袱，以積極的心態推進全方位合作，成為與美墨加和歐盟並列的大型自貿區，不僅將有利於未來東北亞區域經濟，更能夠鞏固各國對於中國在多邊主義的領導力建立信心。 (本文有刪節)■題為編者所擬。本版文章，為作者之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