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莊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以總統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對新冠肺炎病毒的對抗措施是反常的。面對疫情傳播，大多數國家通常都會採取對抗性措施，少數國家受「群體免疫」的誤導，雖然不會積極對抗，但也會消極應對，絕對不會熟視無睹。美國不分青紅皂白，卻把疫情當做是可利用的推行「新冷戰」政策的一個契機。這種反常的舉動，使美國面臨一場空前的疫情危機以及國際和國內的信任危機。
反常舉動的策劃和實行者是特朗普和蓬佩奧。儘管不大合理，也不符合美國憲法安排，但他們似有共同目的，也有不同分工。特朗普負責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武漢病毒」、攔截包括口罩在內的抗疫資源、推介消毒水可以治療瘟疫的主張、反對全面進行核酸檢測、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向最早公布疫情的中國「甩鍋」（嫁禍於人）、退出被誣告幫助中國隱瞞疫情的世界衞生組織、在疫情尚未可控的情況下要求各州復工復課等。
美國抗疫不力 唯有「甩鍋」中國
蓬佩奧則制定政策、周遊列國、籠絡盟國。稱呼中國為「中共」、在尼克松圖書館前宣布美國的對華政策不合時宜、加強「五眼聯盟」的籠絡、到東西歐拉攏關係、還派出口誤的衞生部長訪台等。美國政府還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不斷到中國的鄰國製造摩擦，軍方則在台海和南海製造緊張局勢，美國國會兩院還配合製造反華、反港法案等。
反常舉動的後果是，美國染疫確診人數、染疫死亡人數位居世界第一，按疫情發展速度來看，也是世界第一，這與作為世界頭號強國、具有世界最高醫療水平和開支的美國，甚不相稱。
世人對美國反常舉動及其後果的爭議不會太大，但對有關分析可能會有不同。一種看法認為，這是美國三權分立和聯邦制度使然，美國三權分立使行政、立法和司法配置了不同權力，又受到政黨輪替衝擊。聯邦制度使聯邦和各州發生分權，聯邦權力採用列舉式，以憲法授予者為限；各州權力採用概括式，憲法未授予聯邦者均屬之。
這雖是立憲時的設計，但二百多年來，情況發生了變化，美國聯邦政府及其行政職權大大擴展了，推斷美國的政治體制限制了美國的抗疫能力，不能使任何美國憲法的研究者信服。對美國共和黨政府抗疫的無能，民主黨政要批評很多，這也是事實。如不屬實，恐將成為共和黨助選的工具。即使民主黨競選成功，也將自己面對，因政治體制的原因而無所作為，豈不弄巧反拙。
美國抗疫失敗 香港須引以為戒
另一種看法認為，這不是美國現行政治體制掣肘，而是美國領導集團和執政精英的誤判。他們受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影響，存在若干錯覺：（一）當下重中之重，要抑制中國發展，保持美國第一。（二）保持美國第一，一切才有意義，否則美國就會崩塌。（三）新冠疫情先在中國發生，「甩鍋」中國是難得機會。
可以說，美國領導集團和執政精英已失去在科學上和公共衞生危機上應對疫情的時機和能力。儘管68個國家和地方已經推遲選舉，但美國大選涉及總統和眾議院換屆、參議院部分換屆，根本無法推遲。民心思變，美國變天難免。
美國應對疫情失敗，提供了反面教材；中國應對瘟疫成功，提供了正面教材。美國後來也採用的強制性戴口罩、限制餐廳堂食、遵守社交距離等，這是美國從中國內地和香港學來的。也就是說，中國內地採用的，但美國不採用的，例如：全面檢測、追蹤病源；健康碼制度，香港可以倣效。反之，美國採用的，但內地不採用的，即使香港可以倣效的，香港也不要追隨。
美國制裁香港不講法理
香港國安法落實以來，美國制定了《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香港自治法案》，這是民主、人權和自治程度較差的美國，對民主、人權和自治程度較好的地方的制裁，香港人壓根不服。在上述法律中，美國制裁了11名內地和香港官員，企圖將「港人治港」，改為「親美人治港」，結果將適得其反，被美國懲罰的官員，經受了政治考驗，治港能力進一步提升。要求美國制裁香港的港人，反而可能前途未卜了。美國抗疫的反面教材，對清理「一國兩制」下香港頑固的親美勢力，可能是有利的。
美國魯莽改變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要求香港製造的輸美貨物要標籤為「中國製造」，這是違反世貿組織的產地來源規定，也違反國際經濟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決定制定香港國安法，符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是中國的內政，對恢復被黑暴蹂躪的法治秩序至關重要。香港國安法的一些條文，既採用屬地管轄原則，也採用屬人管轄原則，還採用保護性管轄原則，但有嚴格的程序性限制。這些管轄原則，在普通法裏也有，並非大陸法系特產。
上述管轄原則，沒有美國的「長臂管轄」，但美國以香港國安法的落實，要中斷港美之間的《移交逃犯協定》、《移交被判刑人協定》、《對得自船泊的國際營運入息給予課稅寬免的協定》。香港國安法針對的是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對香港的制裁毫無道理，讓更多港人看到美國既不講法治，也不講理，美國不是又提供了反面教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