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信軍 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監、香港中國金融協會理事、香港中資金融業財資協會會長
香港自20世紀90年代便完成了製造經濟向服務經濟的轉型。與其它新興經濟體不同，香港經濟發展中，製造業實現了較為徹底的對外轉移。2019年末，製造業佔經濟總量的比重不到1%，大大低於曾經同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與此同時，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發布的數據，服務業佔總體經濟的比重達到87%。製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不平衡，使得經濟增長一直缺乏深層動力。深入剖析這一現象的根源，主要在於產業方面和區位方面。
滬港合作促兩地產業升級
產業方面是由於新全球化改變了產業分工，隨着中國內地成為「世界工廠」，東亞各地區與歐美的貿易逐步轉變為中國與歐美的貿易，而香港單純朝向服務業的經濟結構降低了其與大陸的經濟關聯度。一方面大陸難以從香港經濟中獲得升級動力，另一方面香港也難以從內地經濟中獲得增長動力。區位方面則是由於內地的經濟結構升級，資本和消費在國民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不斷突出，製造業重心由人力資本密集的珠三角逐步向資本密集以及人均GDP更高的上海、浙江和江蘇等地轉移，進一步弱化了內地與香港的經濟關聯。
香港作為一個產業結構較為單一的經濟體，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中，制度優勢使其在金融、貿易及專業服務等領域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是只有嫁接、依託、服務於實體經濟時，才能充分發揮這種優勢，這就要求香港增強與內地實體經濟之間的內在聯繫。根據2019年英國智庫Z/Yen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編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香港仍然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僅位居紐約和倫敦之後。因此香港生產性服務業與大陸實體經濟融合，在體量和發展水平方面應當匹配，香港生產性服務業對內地實體經濟的支持不僅是提供第三方服務，還可以建立起基於產業鏈的深度關聯。
香港人才為滬引進新技術
再看上海，改革開放後上海產業結構經歷了從輕工業到重工業，又由重資產行業到目前發展科技創新產業的歷程。2019年末產業結構中製造業佔經濟總量比重為25.35%，服務業佔比73.74%。目前上海各類金融機構超過1,500家，銀行、券商、保險等大中小型金融機構集聚於此，但上海實體經濟升級缺乏動力，儘管上海政府多年以來一直重視高端裝備製造、醫療、環保、文化創意等產業的發展，產業資本存量不少，總的來看還存在着高端產業低端化發展的問題，很少有像阿里巴巴、華為這樣具有代表性的新興實體企業。從GDP增速來看，上海增速更是已經落後於製造業較強的江浙等省份。上海長期增長的動力在於產業升級，尤其是高端製造業和新興產業集群的形成。而上海要發展高端製造業和新興產業，高質量經濟和創新經濟的密度是基本支撐。香港在多個產業領域上有優勢，而在產業層面和上海為代表的內地仍然缺乏深度合作的機制，其教育產業所培養出的人才優勢，剛好可以為上海引進新技術，賦能現有產業發展提供支持。
自貿新片區具獨特優勢
滬港合作由來已久，CEPA簽署之後，在金融、貿易、國際航運、及人才等領域形成了長期穩定的聯動，滬港的合作是一貫的，並不斷與時俱進。而自貿區的設立， 與CEPA類似，是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制度安排。因此在自貿區內，不僅有園區內的政策優勢，還疊加CEPA的制度安排，是兩條改革開放路線的交匯點，具有獨特的優勢。在CEPA框架下，也明確提出香港積極參與自貿區的建設。
與原來的自貿區相比，新片區具有進一步的政策優勢，新的制度優先在區內先行先試。從以下幾個方面更有優勢：行業的准入、爭議解決等方面為投資提供便利；從保稅區、跨境電商和服務貿易等方面實現貿易自由化；從資本項目等金融服務項目開放，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提高金融開放水平；運輸及人員從業自由及信息快捷聯通，以及稅收等優惠。與之前的自貿區不同的還有，新的自貿區方案還將「集聚世界一流企業，區域創造力和競爭力顯著增強」，將「建成具有較強國際市場影響力和競爭力的特殊經濟功能區」作為發展目標，將「建設具有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開放型產業體系」作為主要內容，包含了顯著的產業升級導向。上述政策，將服務於產業的升級，進一步發揮制度的優勢。■題為編者所擬。本版文章，為作者之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