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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去歲末，與一位英國籍的鋼琴老師聚會。他說起二十年前的香港，談到舊時香港精神和今天的香港精神的迥異，令人低迴不已。
昔日的香港精神是什麼呢？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戴維．S．蘭德斯（Landes, David S.），在他一九九八年所 的《國富國窮》（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一書中，有一段關於香港的記載——
我還記得二十多年前我頭一次到香港時的一件事：一天晚上，我從旅館外出，路過一家擠在樓梯底下的小照相器材店。我只是隨便瞅了一眼，那店主便馬上問我要點什麼。我原本不想買什麼，經他一問，我想起我可能還要一個特殊的鏡頭。他失望地說店裡沒有，但又熱心地說，如果我過一會兒回來，他會弄到一個給我。我告訴他，我是去參加一個晚宴，最早也要等到午夜以後才能回來。「別擔心」，他說，「你回來，我拿鏡頭給你。」到了半夜，我回到旅館房間，想起鏡頭的事，但是我又睏又累，心想那人也許不會等了，何必再浪費時間。然而我又一轉念，不能說話不算話，就再去那個小店，果然發現店門還開著，那個人還在，於是他把鏡頭交給了我。倘若店主是美國人或歐洲人，誰會這樣做？
二十年前香港精神是什麼？那是一種信實和堅忍不拔的精神。那個賣照相器材小店的老闊，便是秉承這種精神做生意的。蘭德斯教授不過是買一個相機的鏡頭，小老闆不但答應設法為他弄到，還枯等半夜，讓這位顧客來取，大有古人所說的：「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
這位小老闆首先考慮的，並不是生意本身和顧客的誠意，因為這位老外並沒有落定金，而著眼點是如何為這位顧客解決難題。
我想這就是二十年前的香港精神。香港的精神就是由香港普通市民身上彰顯的，是從一點一滴的生活小節體現和累積起來的。
我問以上這個外國朋友，他覺得二十年後的香港精神是什麼？這位朋友說：「搵快錢」和「急功近利」。從大企業到小市民都抱持這種心態。
一家在香港起家的英資銀行，多年前有一個廣告很感人。大意是，這家銀行與香港市民一起成長，它與香港市民一同見證了香港的浮沉和時艱，換言之，它是與港人同舟共濟的，所以它是百分之百「香港人的銀行」。今天，恰恰是這家自詡「香港人的銀行」，在香港經濟陷入困境時、小市民身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首先要求小市民在銀行戶口有定額存款，否則扣除手續費，也是這家銀行帶頭加利息和裁員。這家銀行過去對香港人的承諾都丟到爪哇國去了！
試問靠香港起家的大大小小企業，幾曾考慮過與香港市民共度時艱。我們不奢望這些從香港牟取厚利的大小企業，向香港小市民伸出援手，起碼不要落井下石。
台灣王永慶的台塑集團，在台灣經濟大起大落中，都是與職工共度時艱，從不動輒裁員、加價，它體現了中國良善的傳統美德，正是「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日，須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況。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內人苦心。」（明．鄭瑄《昨非庵日纂》）
以上雖是古訓，但卻體現出一種仁義的道德精神。從商無疑是為了賺錢，但是賺錢之餘，是否也應兼具商業道德，做一些回饋社會、回饋老百姓的善事、好事？！
蘭德斯教授認為，一個社會的經濟興衰與精神文明，是相休戚的。換言之，一個缺乏精神文明的社會，其經濟體系也不過是一個空殼而已，遲早會坍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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