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官本位」社會,在這種氛圍裡,人的學問、能力、待遇與榮譽,都以官位相衡量。由於官員影響的無所不包、無所不至,因此,中國社會的一切進步與衰敗、光明與黑暗、美好與醜惡、廉潔與腐敗,都與官員脫不了干係,在這種情況下,當然無人敢於艷羨文人,蔑視官員。但在國外當選就是官員,落選就是百姓已經成為常態的地方,另當別論。前些年,報紙上有一則花絮,法國前總統德斯坦曾這樣說,他是因為寫小說寫不過莫泊桑,才退而求次去當總統,似乎貴為總統的「含金量」,竟然不如一介文人。不過,這是外國的事情,通常不合於中國國情。
中國的情況如何呢?在司馬遷筆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有所成就的文人幾乎多是「倒霉蛋」,至於「賢聖」云云,不過是後人給他們戴的「高帽」而已。元代以來,中國的文人更不走運,那時有所謂「八娼、九儒、十丐」的說法,「官」居第一,「儒」位第九,自命清高的文人們,當該恥於「娼」後,傲於「丐」前吧,可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這個地位一直延續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排行「老九」的位次,不但沒有提升,反而添加一個「臭」字,還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至於近來報道的偽造身世與學問、招搖撞騙的「國學大師」,告密求榮把聶紺弩先生送進牢獄的「文壇敗類」,這是另一檔子事。
偶爾翻書,讀到陳人傑的一篇《沁園春》,似乎對於文人與權貴的關係別有見地。詞作不長,抄錄於此:
詩不窮人,人道得詩,勝如得官。有山川草木,縱橫紙上;蟲魚鳥獸,飛動毫端。水到渠成,風來帆速,廿四中書考不難。惟詩也,是乾坤清氣,造物須慳。
金張許史渾閒。未必有功名久後看。算南朝將相,到今幾姓?西湖名勝,只說孤山。像笏堆床,蟬冠滿座,無此新詩傳世間。杜陵老,向年時也自,井凍衣寒。
詞寫的意氣風發,豪情滿懷,作者作為一介文人,頗有幾分自豪之感。陳人傑是南宋愛國詞人,可惜天不假年,只活了二十六歲,且只留下三十一首《沁園春》。陳詞對於文人的肯定,體現在三個層面。就成就而言,在古代,文人的成就是多元的,做官與作詩,只是內中的兩種,僅將文人的窮通與顯達限於仕途,並不全面。「詩不窮人,人道得詩,勝如得官。」作者肯定的是詩及詩人的地位與價值,反而對做官採取了鄙視的態度。就過程而言,作者筆下的「有山川草木,縱橫紙上;蟲魚鳥獸,飛動毫端」,其所體現的人與自然相和諧,心與環境相統一的精神世界,其「縱橫」與「飛動」的意態與心靈,是官油子們根本無法理解的。就價值來說,「惟詩也,是乾坤清氣,造物須慳。」詩作為文人的精神產品,體現了造物主的恩賜,充溢著乾坤的清氣,內中沒有纖毫的官氣與銅臭,在作者看來,這才是最可珍視的精神價值。
作者這首詞,是在做官與作詩的比較中進行的。如果說上片對中唐政治家郭子儀尚有所肯定的話,在詞的下片,漢宣帝時的「金張許史」四大家族,就根本不在話下了,作者只用「渾閒」二字,就將這些曾經不可一世的顯貴們一筆勾銷了。「像笏堆床,蟬冠滿座,無此新詩傳世間。」一大堆烏紗帽,居然不如幾首酸詩,這在某些官員看來,可謂方巾之見,迂腐之極。他以一個青年文人的干雲豪氣,激揚社會,評騭人生,強烈地體現了作者糞土王侯、睥睨權貴的精神氣質。青年毛澤東在《沁園春.長沙》中也曾有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不也體現了同樣昂揚奮發的咄咄銳氣麼!晉人陸機論文:「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文賦》)從陳人傑的「算南朝將相,到今幾姓?西湖名勝,只說孤山」中,讀出了某些似曾相識的意境與內涵,當年偏安江左、宋齊梁陳的豪門權貴,有誰還記得姓甚名誰?倒是那位西湖隱士的清詞麗句,尚為人們所吟誦。而這與唐代詩人李白筆下的「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不是異曲同工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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