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里志》說：唐僖宗時，京城士子逢月之八、十八、二十八日往往去南街保唐寺聽高僧的講席，稱之為「三八」。謝靈運《山居賦》敘齋講之事：「啟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機。」文下自註為：「南倡者都講，北機者法師。」就是一個都講和一個法師在高座上一南一北，用一唱一講連袂出演的方式來講經，「唱導」或者「宣導」一詞的由來就源之於此。

　《高僧傳．經師總論》記敘講經有經師與唱導師二科，他們都要用到唱戲般的技藝。所以宋初錢易《南部新書》說：「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尼講盛於保唐，名德聚之安國，士大夫之家入道，盡在咸宜。」保唐寺原名菩提寺，會昌末才改名為保唐寺，而且是僧寺並非尼寺，所以向達在《唐代俗講考》中認為此處「尼講」可能是「俗講」之誤。但是，既然高僧大德集中在安國寺，士大夫家人出家皆在咸宜寺，不同的人群各有所好的演出場所，存在喜歡用保唐寺做市面的尼講，也是完全可能的。《北里志》說：「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舉。故其愛婿鄭詹事再掌春闈。」但這些來京的士子又「率多膏粱子弟」，而「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所以「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益有期於諸妓也。」於是「三八」成了諸妓可以比較自由地出台的日子，也成了士子攜妓聽講唱的日子。諸妓之所以喜歡保唐寺，就與這裡講唱的是尼姑有關係。而且不論是和尚講還是尼講都屬於《高僧傳．唱導總論》所說的：「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都是以歌唱事緣、雜引譬喻來宣唱法理，以在家俗眾為化導物件的「俗講」，沒有什麼可以訛誤的。尼講和和尚講同樣在講疏經文的同時，也對聽者相與論議的互動，比如有名的法澄就，「仁孝幼懷，儀容美麗，講經論議，應對如流。」

　《資治通鑒．唐敬宗紀》載：「己卯，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漵俗講」。胡三省句下註說曰：「釋氏講說，類談空有，而俗講者，又不能演空有之義，徒以悅俗邀佈施而已。」可見唐時寺廟的這種宣導，「邀佈施」是一個重要的目的。不過佛要金裝，僧尼也是要過日子的。有居士稱只眅依佛、法、僧三寶中的佛、法二寶，為「二寶居士」，這樣就用不著佈施了。但如果僧尼們不採用種種方法，包括像每月的三八日用宣導這樣的方法來取得必要的佈施，佛法也就難以維持和發展了。趙璘《因話錄》說：「有文漵僧者，公為聚眾談說，假託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捨，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其甿庶易誘，釋徒苟知真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看來這個吸引了皇帝的文漵和尚，唱導的內容和形式還是雅俗共賞、聲情並茂，很有藝術感染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