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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隋
歷史是奇特的。如果我們追問歷史的本質是什麼，或許我們並不能說「歷史是事件的總和」，而只能說歷史是對事件的敘述。也許歷史並沒有本質，它只是漂浮在各種敘述之上的一層符號體系，因為那些浩如煙海的歷史事件畢竟只是人們的一種想像。政治的說教一般認為，歷史不應該被忘記，更不應該被篡改！但是隨著對「元歷史」的研究深入和後現代主義的知識普及，歷史的客觀性正在被解除，學者們發現歷史與文學的性質竟然如此接近！人們發現所謂「歷史」只存在於各時代的人、以當下為目標的敘述中，歷史的生成其實有一個過程，這個歷史生成的過程越長，歷史的「客觀性」就越顯得虛偽可笑。
比如，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王立群在新書《王立群讀〈史記〉之秦始皇》中反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說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王認為，「焚書坑儒」的表述並不準確，「據《史記》記載，秦始皇活埋的是術士而非儒生，坑儒之說是在歷史中不斷演變成的，在漢代開始佔據主流輿論。」王立群稱，由於古代典籍傳播的口耳相傳特徵，以及秦朝的短命，焚書對典籍造成的影響也被放大了。可見，幾乎人人都相信確鑿無誤的「焚書坑儒」，其意象的形成也是逐漸被不同時代的人們不斷「敘述」出來的，在這個敘述中，我們可能只記住了敘述本身，而且真實的「史實」卻早已被新的「史實」屏蔽掉了，變得無人知曉。今天普通人的「歷史觀」的形成，竟然是植根於如此虛妄的基礎之上，這不免令人大跌眼鏡。
同樣，在近期《百家講壇》中，錢文忠在講到殷商文化時語出驚人：兩千多年來被冠以「暴君」的商紂王屬於歷史最悠久的「冤案」，實際上商紂王是一位文武雙全、功勳卓著的帝王。詩人葉匡政也指出，為紂王翻案，錢文忠並非第一人，從孟子到郭沫若，很多人都曾不同程度的質疑過商紂王的暴君身份。這件事就更為蹊蹺了，有著「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等眾多典故的暴君典型人物，原來在事實上，他也許並沒有一般人認為的那麼邪惡和暴虐，他的邪惡和暴虐更多的是敘述者的意圖的實現，比如周朝的建立者就為了醜化敵人，可能促成了商紂王的暴君意象。現代人高度認可的「歷史真相」，原來不過是權力揉捏出的橡泥雕像，至於這個雕像的原型是什麼樣子，甚至存不存在，都已經無法得知了，可謂弔詭之極。
歷史以一種文學敘述的形式給人提供了一個客觀性的幻覺，而權力意圖就隱藏其中。借助客觀和真實的假象，權力隱秘地完成了自己對歷史的塑形，忠與奸、「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全部被重構了出來，所謂「史實」就這樣按照自身特有的邏輯不斷被製造出來。本來充滿偶然的散亂的現實被歷史家們整理出了一條條清晰的敘述線索，為了完成這個敘述，他們不惜以生動的語言、典型人物性格的數據和誇張描寫的數據，來成全這個要「傳之千載」的完美歷史，當然他們的價值判斷也早已被加入到了敘述當中。正因為如此，歷史總是存在著翻案的可能。
然而，這也是一個悖論。如果沒有這樣「鮮活」的歷史形象，那麼我們對歷史就提不起任何興趣，我們的「歷史感」就會消失。比如歷史上的一場戰爭，如果我們對它的記述只剩下非常「客觀」的時間、地點、傷亡人數等真實情況，那麼我猜這場戰爭肯定會從我們的歷史中逐漸消失，事隔多年後，這場戰爭彷彿從來不曾發生。
如此荒謬的歷史，一方面說明了人們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恐懼—正因為恐懼，我們才故意地給歷史增添本質，以及質感、色彩，從而讓事實上無法被銘記的歷史顯示出已被掌控的表現，給本是虛無的歷史增添一個圓滿的假象。另一方面說明了人類抗遺忘能力的尷尬—如果一件事無法變成「敘述」，它就不會被我們記住，然而它一旦被敘述了，它就又會背離實事，讓歷史的敘述變得毫無意義。在歷史迷宮的深處，我們發現很多事件的並不存在一個所謂的事實和本質，或許這個發現才是一個唯一的可怕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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