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在《小團圓》發布會上。
文：斯 濃
《小團圓》的簡體版在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舉辦首發式，這件事本身是極富象徵意義的、可堪玩味的。但其意義和反思，也如許多真正重要的意義和反思一樣，淹沒在商業、性愛、傳媒等一浪接一浪浮淺的喧嘩之中。
以張愛玲在1995年去世為起點，「張愛玲熱」在內地已經超過十年，但上海的常德公寓，卻是遲至2005年才掛上「張愛玲故居」這個牌子的。同年，為紀念張愛玲逝世十周年的大型研討會臨時告吹。2007年，靜安區政府有意把常德公寓開放，成為一項旅遊資源。常德公寓在去年進行大規模裝修，但翻新的目標是「盡量回復70年前的模樣」。至於開放故居，則至今未見落實。這些現象，自然全都來自張愛玲和胡蘭成的一段情。
我不想得罪「三千萬張迷」，但如果有人真的讀到張愛玲的作品、看到張愛玲的故居，就想到抗戰的傷痛，那麼，就算只有一個人，我也不想忽略他的感受。我不但不是張迷，而且還自命為一個京派，對於「海派祖師奶奶」不是不感興趣，不是不敬愛，只是想先好好讀讀她的祖師爺爺（例如曹雪芹）和奶奶（例如其他早期女作家）的作品而已。不過，即便如此，我還是樂見《小團圓》的面世，它的確讓我們更了解作為「漢奸小老婆」的張愛玲是怎樣的一個人─沒錯，首先，也就是一個女人而已。
用台灣人的話說，張愛玲在我心目中很「ㄍㄧㄥ」，一直是一副驕矜冷傲的形象。但匆匆翻過《小團圓》之後，我想起的竟然是《紅樓夢》的妙玉，心裡一陣疼惜。鄺文美在信上對張愛玲說的話，一直在我耳邊迴響：「我相信沒有別一個讀者會像我那樣徹底了解你為什麼寫這本書。Stephen沒聽見過你在紐約打胎的事，你那次告訴我，一切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在網上，我又讀到張愛玲對鄺文美說的話：「你說看了覺得心疼，我很高興─寫悲哀的事，總希望人家看了流淚。」在部分尚未出版的張愛玲語錄中，可以清楚感受到張愛玲如何渴望被理解。
相對於其實並沒有「大量」，也無法與電影《色，戒》相比的性愛描寫，《小團圓》側面的戰爭描寫，似乎還沒得到什麼注意。單從這部作品看來，張愛玲對戰爭的態度似在無情與有情之間。例如第二章說：「九莉經過兩次滬戰，覺得只要照她父親說的多囤點米、煤，吃得將就點，不要到戶外去就是了。」看似輕鬆平常，但翻兩頁，卻說：「這又不是我們的戰爭。犯得著為英殖民地送命？／當然這是遁詞。是跟日本打的都是我們的戰爭。〔……〕在國際間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沒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接下來那句是：「但是沒命還講什麼？總要先活著才這樣那樣。」更重要的還用比比的視角來對照，比比沒九莉那麼有「世界末日感」。九莉瞥見街上的屍體，心裡默唸著「這些天了，還在」。敘述者沒有介入解釋，但這裡的憐憫之情是非常明顯的。如果張愛玲要把《小團圓》寫成純粹的倫理愛情故事，這些片段完全可以略去。
張愛玲還有多部作品將陸續出版，如果我們願意細讀張愛玲，也許需要尋找一個更理想的位置─繞過商業化的口號，平伏窺秘的心態，燈火闌珊處，全面重構那個烽煙四起的年代、那個複雜而又渴望被理解的女子。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