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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珂在《行實編年》中對祖輩識馬之才的虛美，反映其治史態度。
安立志
似乎所有的「對」，都是兩人以上且事有主次，比如《隆中對》的主角是諸葛亮，《窯洞對》的主角是毛澤東。標題的「誰主《良馬對》？」意思很清楚，就是在這次「對」中，主角是誰，搞不清了。
「良馬對」的故事，發生在南宋初年。高宗趙構與馬的關係，見之於話本的，有泥馬渡康王的傳說；見之於史傳的，就是這則《良馬對》。這個窩囊皇帝，在金兵南侵，河山淪陷之際，他卻是一個偏安一隅，苟且偷生的庸碌之輩，但他偏偏以識馬自詡，似乎堪與伯樂一比。為避訛誤，抄一段史料：
上與輔臣論兵器，因曰：「前日岳飛入對，朕問有良馬否，飛奏『舊有良馬，已而亡之。今所乘，不過馳百餘里，力便乏。』此乃未識馬故也。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駑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群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八）
從這則轉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次對話的主角是趙構，不是岳飛。在這次對話中，趙構以皇帝兼專家自居，他不僅居高臨下地指出岳飛「未識馬」的弱點，而且對駑馬與良馬的區別和特徵，進行了概括與描述。在此次對話的40多天前，也就是這一年（紹興七年）的正月初四，他在與張浚的一次對話中，就曾炫耀過他的識馬功夫。「張浚曰：『臣聞陛下聞馬足聲而能知其良否。』帝曰：『然。聞步驟之聲，雖隔牆垣可辨也。』」（同上）在識馬的問題上，趙構聞聲辨駑駘，隔牆識騏驥的本事是否有吹牛之嫌，姑置不論，據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考證，有關此事的記載，現存多種典籍，彼此相互佐證，且記述大體一致。因此，他認為，這則史料「本身是無可置疑的」。
然而，在岳飛死後60多年，岳珂在為其祖父岳飛編著的《鄂王行實編年》中，卻有一段與上述史料完全不同的記載。為便於對照，抄錄如次：
因問先臣曰：「卿在軍中，有良馬否？」先臣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臣有二馬，故常奇之。日噉芻豆至數斗，飲泉一斛，然非清潔，則寧餓死不受，介冑而馳，其初若不甚疾，比行百里，始振鬣長鳴，奮迅示駿。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為馬，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值復襄陽，平楊麼，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受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為馬，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上稱善久之，曰：「卿今議論極進。」
不避冗贅，抄了一大段，目的只在於揭示一個問題，在岳珂筆下，這《良馬對》的主角，如何從皇帝趙構變成了乃祖岳飛。在皇上臨時發問、臣下倉卒應答的情況下，乃祖竟然洋洋灑灑、滔滔不絕，系統地、深刻地向皇帝闡述了他的相馬經，而以識馬自負的趙構，倒成了一個只會傾聽、點頭稱是的陪襯。尤為可疑的是，據鄧廣銘先生考證，在《行實編年》問世前的所有史冊中，趙構與岳飛關於識馬問題的對話，均與前引史料大致相同，完全找不到任何載有這篇岳珂版《良馬對》的任何記錄，而載有這篇岳飛相馬鴻論的最早版本，恰恰出於岳飛之孫的《行實編年》。問題出在哪裡呢？歷史學家的研究結果證明，這篇被列入2006版《當代學生》高中文言文選本的古文，並非出自岳飛之口，倒極有可能出自乃孫的生花妙筆。
中國作為聞名於世的文明古國，雖屢遭兵燹，但浩瀚的歷史典籍仍為世界所罕見。然而，有好的史料，不等於有好的史觀，「『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唐．劉知幾《史通》）早已成為前賢的通例。可以想見，這些出於歷代史家的記述，曲詞阿世者有之，諛言媚主者有之，文過飾非者有之，刻意醜詆者有之。有多少選擇性的記述，就有多少選擇性的遺忘；有多少選擇性的溢美，就有多少選擇性的抹黑。在「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的社會氛圍中，所謂「晉之董狐，書法不隱」，「齊之南史，直書崔弒」，倒成了鳳毛麟角的史家絕筆。岳珂的《行實編年》，出於對先祖的褒美與讚頌，是否也屬於「事每憑虛，詞多烏有」，這篇《良馬對》，至少提供了一個不好的範例。人們自然會由此推斷，在記述史實方面，「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並不是極其偶然的史家風氣，以致於餘緒所至，直至今日，或作傳、或編志、或修史，出於親情、世誼、利益、名節等的忌諱和考慮，由此形成的典籍，不可能具有任何意義上「可以知興替」的鏡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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