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空間‧被誤讀的達爾文與進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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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爾文發表進化論後，被批評者諷刺為猴子。

段　穎

　今年是查理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誕辰兩百周年。2月12日，倫敦西敏寺大教堂，人們紛紛來到達爾文的墓地，獻花紀念。世界各地也舉行了大大小小的紀念活動，中國也不例外。達爾文從未到過中國，但他的進化論無疑是一百多年來影響中國最為深遠的西學理論。從《物種起源》到《人類的由來》，從「由猿到人」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些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著作與話語，深刻地影響甚至塑造著近代中國人的政治思想、價值觀念與人生哲學。

　所謂進化論，是指生物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的變化與發展。達爾文將前人的進化論思想加以整理、綜合，並使之更加理論、系統化。其進化學說的要義大致為，生物大多會過剩繁殖，而生存空間有限，所以生物必須「為生存而鬥爭」。生物個體都存在變異，那些能適應環境的變異個體將存活下來，繁殖後代，反之則被淘汰。在歷史過程中，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微小變異就會積累成顯著變異，進而導致亞種和新種的形成。

　進化論對於自然科學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一些學者甚至認為，進化論的基本原則也可用於觀察、理解人類社會文化的發展與變遷，這就產生了社會進化論。如通過社會形態、文化類型的比較，根據宗教、生產方式、親屬關係等指標來構建人類的歷史發展與文明進程。當然，受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凡此推論，文明的終點往往都是西方世界。歷史上，進化論曾一度被民族沙文主義濫用，甚至為種族清洗辯護。如今，社會進化論已遭到全面批判，無論從社會結構，還是政治制度、經濟體系而言，人類社會的發展遠比物種進化複雜得多。

　1877年，英國傳教士主辦的中文雜誌《格致彙編》正式介紹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但作為科學理論的進化學說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直到嚴復譯介《天演論》，將進化思想與政治、社會、民族、國家糾集、雜糅在一起，進化論才與中國思想與知識分子發生深刻而長遠的關係。當時的中國，已是積貧積弱，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因此，無論是嚴復、章太炎，還是康有為、梁啟超，無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在逐步接受進化思想的同時，無不將其與保種保群，救亡圖存聯繫起來，以進化論來理解種群、民族、國家之間「優勝劣汰」的關係。

　進化論在中國進一步的傳播得力於新文化運動的推動，陳獨秀將人權說、生物進化論、社會主義視為「近世文明」的三件大事。值得注意的是，與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等思想一道湧入中國的進化論，更多是以一種社會思想的形式呈現出來，而非達爾文之自然科學學說。換言之，在內憂外患、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進化論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變革乃至革命的法則。有趣的是，當胡適、魯迅等先鋒人物利用進化思想搖旗吶喊，並以此凝聚文化力量時，他們對科學的進化論卻是一知半解，只是對進化論進行了一種中國式的解讀。

　新中國建立後，隨著馬克思主義成為正統之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又與馬克思的階級論「不謀而合」，儘管這僅僅出於歷史的偶然與巧合，但卻為進化論在中國的普及創造了極好的條件，隨著進化論的中國式發展，進化論不再是一種自然科學的理論，而成為社會發展的邏輯乃至革命式的隱喻。建國初期，人類社會由原始社會—農奴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進化路線」成為國家對少數民族社會形態判定的理論依據。文革時期，紅五類、黑五類的成分劃分也暗含「種」的偏見。改革開放後，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流話語之下，由於缺乏道德倫理的制約，適者生存一度被惡性競爭濫用。

　其實，在達爾文學說進入中國的最初，將其譯為「進化論」，本身已存在著誤讀，《達爾文與中國》一書的作者浦嘉（James Reeve Pusey）教授指出，達爾文更願意用「演化（transmutation）」而非「進化（evolution）」來表達他的觀點，達爾文的演化論只有適與不適，沒有善惡好壞。換言之，即便事物被人為地分成好壞，那麼它們都存在於演化進程之中，人們必須有所抉擇。理解這一點，對於我們如今再思進化論甚為重要，客觀規律一旦帶上價值判斷，受到意識形態影響，總會走向偏路。以生物進化的觀念談論人類社會的發展，只能看到作為生物機體的「小寫的人」，而對作為社群存在的「大寫的人」卻視而不見，這恰恰忽略了人之為人的博愛、同情、自律、利他、互惠的道德根基。而片面地凸顯以自我為中心的利益與價值取向，只會將社會發展引入人性的月之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