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按：編輯就「五四」九十周年廣徵書目意見，結果被認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吶喊》、《沉淪》、《子夜》、《雷雨》、《彷徨》、《狂人日記》及《新青年》等。）
■文：陳 飛
過兩天是「五四」九十周年紀念，以十年為計算單位的周年紀念往往是引發討論的最佳時機。就「五四」而言，對於研究現、當代文學的人來說，似乎歷來都存在一種不可不說的吸引力──儘管九十年來的積累使論述變得難以想像的龐大，關於「五四」內核與周邊的研究還是在不斷添加──可是又無法否認，當「五四」在一代又一代過後彷彿離人們已愈來愈遠，我們應以怎樣的態度去看待這一已然消逝的歷史事件？究竟「五四」於當下還有著什麼意義？
這兩道提問都帶有消極的前設性。事實上，當「五四」作為上世紀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發生最重要的一次轉折，其意義就絕非只會停留在歷史的原點上，它的內涵不但具有延展性，而且更不會因時代的推移而漸次被遺忘。在為北大剛在四月中旬舉行的「紀念五四研討會」進行回顧，陳平原教授在報章撰有〈走不出的「五四」〉一文，可以其中的一小段落做為參照：
回過頭來看，20世紀中國，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與其進行持續對話的，還是「五四」。所謂的「五四運動」，不僅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發生在北京的學生抗議，它起碼包括互為關聯的三大部分：思想啟蒙、文學革命、政治抗議。雖然此後的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那個時候建立起來的思想的、學術的、文學的、政治的立場與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我們。一代代中國人，從各自的立場出發，不斷地與「五四」對話，賦予它各種「時代意義」，邀請其加入當下的社會變革；正是這一次次的對話、碰撞與融合，逐漸形成了今天中國的思想格局。（陳平原〈走不出的「五四」〉，《中華讀書報》）
如何與「五四」對話是文章的關注點，正如「啟蒙」與「救亡」在二十年代過後因各種原因獲得了不同詮釋，但如這些於「五四」時提出的主要理念依然發展成不同的形式，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路途上繼續延伸。
單從文學而論，就有人曾提出「五四」以後發展出來的若干線索：有由左聯作家如魯迅、丁玲努力下建構出來的「文學救世」範式；有由郁達夫、徐志摩、梁實秋等人在捍衛文人藝術本份發展而成「為文藝而文藝」的另一大主流；相反則有在救世以外發展開來的通俗文藝形式，偏離「啟蒙」與「救亡」傳統而關注到大眾的消費口味，一大批鴛鴦蝴蝶派小說無論從文學功能與語言藝術上都對「五四」傳統提出了挑戰及補充；最後還有以個人寫作興味對「五四」救世責任表示強烈反叛的張愛玲輩，而她對於現代主義手法及西方野視的引入，又在「五四」傳統記憶的沖刷下為中國現、當代文學開啟了新的寫作路向（許子東《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若干線索》），這也因此奠定了她在七十年代被夏至清稱作文壇「師祖奶奶」的地位。
又或者從由「五四」以來發生的各種文學形態，如自三十年代過後所謂「左翼文學」、「京派文學」及「海派文學」在一文學共同體中的對峙與穿透，亦可藉此重新了解「五四」過後文學發展的主要路向。（吳福輝《中國左翼、京海派文學及其當下意義》）
列舉這些學者的全面觀察，目的都無非旨在指出，「五四」在不同歷史層次之下所展現的活力及多元，儘管它有因歷來政治立場及意識形態的轉變而在不同程度上的附會、誇張、扭曲、神化以至在學術上成為僵化的符號，但是「五四」的魅力也許亦正在於它背後所能牽涉複雜的政治性，才能在二、三十年代以後，乃至戰時、戰後、文革，到八、九十年代至如今仍然為學界及大眾提供了言說的空間，這裡的結論就正如陳平原教授所言，既而「五四」已是長期文化的積澱了，並非三言兩語便可將之打發，不然只會淪為一種概念化的論述；而且更重要的，是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可能因無法重新走進歷史現場而忽略、甚至質疑「五四」存在的必然性與重要性，問題是活於這一年代的我們又可否以超越的眼光去觀望當下對一些歷史事件的承接與反應？很大可能不然，這正是歷史的盲點；就算可以，對於「五四」，我們都不過是歷史碎片的撿拾者，各執一塊，卻難言已能看清它的全景，哪怕說已是九十周年。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