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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如果香港經濟不能以國家主體經濟為依托，不能融入珠三角經濟區而擔當龍頭角色，那麼，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將會在某種程度上受負面影響。不僅國家好香港才好，而且香港好香港居民才好。如此「唇齒相依」的淺顯道理，香港的中上階層人士應當是明白的。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聆聽和重視香港青年的呼聲，青年是香港的未來，年長一輩應當為香港的未來著想。
當前，香港社會的最大關切不是「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不是甲型H1N1流感，甚至也不是香港經濟正在繼續惡化的衰退，而是——「香港的前途」。
「百年一遇」全球金融危機無疑是必須關注的。但是，它發端於美國，率先蔓延至全球金融市場核心部分（IMF語），即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金融市場；香港雖說也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不發達，因而受這一場全球金融危機直接衝擊較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為輕。金融危機繼續蔓延固然會進一步影響香港，如何被克服也將影響香港金融市場監管和業務的前景，但相比較，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崛起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前景的影響更大。
甲型H1N1流感無疑也是必須關注的。但是，只要嚴加防範和及時治療，可望不至於演變成公共衛生危機，對香港經濟政治社會前景不會有明顯影響。
「遠慮」更甚於「近憂」
2009年香港經濟形勢大體上將繼續惡化。2010年首季或上半年可望復甦。2011年就業形勢可望好轉。換言之，當前經濟衰退總的看不會如亞洲金融危機時那般嚴重。所以，「遠慮」更甚於「近憂」。
何謂「遠慮」？即：在渡過當前這一場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之後，香港經濟能否恢復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之前的水平？香港經濟面對上海等內地大城市崛起，能否繼續保持領先地位？更嚴重的是，香港經濟會否在珠三角經濟區崛起進程中被「邊緣化」？這一系列問題，是香港大多數居民茶餘飯後不斷議論和討論的熱門話題。
至少有三種傾向是所有關愛香港的人們都必須引起重視的。一是積極的態度。例如，國際知名的香港企業家馮國經先生，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主席」，他在最近指出，香港在研究和討論如何參與《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時，不妨首先「天馬行空」，設想香港要成為世界級的經濟中心需要具備什麼條件；其次考慮可能性，考慮建議是否符合「一國兩制」原則，以什麼方法來克服障礙。他強調，要解放思想，不要自我設限，不要以為行不通就不敢提出來，造成一些前瞻性建議胎死腹中。（見《信報》2009年5月8日頁5）
再一種是消極態度。譬如，有一些朋友，個人財富已足以過一世而無憂，於是，從個人出發，只要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不變，就不管香港是否會被上海及內地其他城市超越。
還有一種態度是對抗。最近，有些人抓住某件事或某篇文章，借題發揮，故意挑釁，企圖煽動香港一部分居民與中央對立。表面維護香港的治法和自由，爭取早日雙普選，實際是嚴重阻撓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使香港經濟「邊緣化」由一種可能性轉變成事實。
香港與內地「唇齒相依」
持上述第三種態度的政治團體和個人，會積極尋求持上述第二種態度的人的支持。後者應當認清楚，如果香港經濟不能以國家主體經濟為依托，不能融入珠三角經濟區而擔當龍頭角色，那麼，他們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將會在某種程度上受負面影響。不僅國家好香港才好，而且香港好香港居民才好。如此「唇齒相依」的淺顯道理，香港的中上階層人士應當是明白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聆聽和重視香港青年的呼聲，青年是香港的未來，年長一輩應當為香港的未來著想。
請聽香港一群青年在《青年願景——對香港的六個冀盼》（載《信報》2009年5月6日頁13）中如此呼籲——
「傳統『香港精神』，認為香港人肯捱願搏，自力更生便總有出頭天。但今天的香港階級流動停滯，青年人不是墮進無休止自我增值的扭曲循環，便只能在低技術工作短缺的勞工市場徬徨掙扎，兩極化的勞動市場抹殺了突破的可能性。香港需要更健康的勞動市場和流動階梯，社會制度需要新的想像和更彈性的發揮空間，讓有新思維和創造力的人——特別是青年人，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和理念，自由創造自己和香港的未來。」
請那些如今已居香港社會各行各業中堅崗位而滿足於現狀的人們深思：如果不能為香港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我們下一代的熱切期盼如何得以滿足？
今日香港是幾代香港居民不斷奮鬥的結晶。沒有先人的白手起家，香港不會從南中國海濱一條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躍居全球國際大都會之列。為我們的後人而不只是為我們自己，應當是我們這一代人至上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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