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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明
《約翰．拉貝畫傳》很好地延續、補充或修正了《拉貝日記》、《南京！南京！》中的「拉貝」形象。或許因為是畫傳的原因，圖片幾乎成了主角，有學徒年代和漫遊年代的英俊的拉貝，有拉貝的畫、詩、手稿，有老北京的巍峨雄偉與市民氣息，有拉貝家族的家譜樹形圖，有日機轟炸南京、拉貝頭戴鋼盔工作、躲避在住房附近防空洞裡的情景，有大屠殺中日本兵的殺人比賽，也有拉貝返回柏林後被逮捕因而不得不小心翼翼生活的照片，更有戰爭結束後，和從前苦難的中國人一樣飽受挨餓滋味的鏡頭……那些黑白的或帶彩的照片，真實地見證了約翰．拉貝一生。而且，我相信它們並未因晨昏流逝而使人對二戰侵略者，包括對此後一切有建立「納粹」帝國野心的病狂者喪失警惕、稍稍鬆懈，那種血與淚的痛不僅將中國人撞成集體內傷，也曾是約翰．拉貝一輩子的心結。對於散碎的文字部分，也是為配合照片而設的，除了追敘他出生到學徒年代、返回德國後的生活，基本聚焦於1908—1938年他在中國的三十年生活，特別是南京大屠殺期間的生活、工作片段。
究其實，拉貝還只是一個普通人，雖然他以善良、仁愛、正直、公正和無畏再次闡釋了有關「尊嚴」的定義，並由此轉變為一個中國人眼中的英雄。《拉貝日記》（書、電影）的讀者和觀眾，對約翰．拉貝在1937-1938年間以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主席身份救助約25萬中國平民的事跡，已耳熟能詳。《約翰．拉貝畫傳》中補充了幾個細節，使我們能更準確地完成對拉貝的評價。1938年返回柏林後，拉貝曾試圖通過在柏林作報告，喚起人們對日本戰爭罪行的重視。他寫信給阿道夫．希特勒，說「在此附上的是我所作報告的文稿，其目的不是為了公開發表，而是為了履行我對身在中國的朋友們許下的諾言，即向您通報南京的中國平民遭受的苦難」，他希望借此能對日本施加影響。但他在信的最後說：「我將謹遵此項規定（指不得作報告、出書、放映有關日軍南京暴行的影片），因為我並無意和德國的政策以及德國當局唱反調」，同時他保證「堅定地追隨和忠實於您（希特勒）」。作為讀者，我們之所以要挑出這段歷史，純粹出於客觀，因為它確實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拉貝，納粹黨員，曾擔任南京納粹黨臨時負責人，如何給未來一個交代？
對此，拉貝在1945年5月31日這天的日記中，留下了幾句話：「我們在海外的人從來沒有接觸到那些親眼目睹衝鋒隊成員犯下暴行的證人。我們都是『天真的理想主義者』，在我們的印象裡，任何可怕的敘述都是謠傳，純粹是敵人的宣傳，如同已經提到的，何況那時沒有一個人肯承認自己曾親眼目睹過所說的那些暴行。」再對照埃爾溫．維克特《約翰．拉貝——南京的德國好人》中的記敘，1934年，拉貝打算在南京建立一所學校，為了給學校爭取必要的經費，於當年3月加入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即「納粹」前身），我們不難明白個中緣由。
這一點對客觀評價拉貝非常重要，也就是說，拉貝在中國的作為代表了一部分普通的德國人——在德國土地上也這樣，在「納粹」的蠱惑下，許多普通人其實並不反對納粹政府，「對或錯，它是我的祖國」，約翰．拉貝樂意最大限度地躲在這個相當成問題的信條後面，以至在被蓋世太保逮捕、「被體面地釋放」後，嚴格遵守蓋世太保的禁令，忍受著一切。人性是複雜的，毫無疑問，是在面對異族苦難時所激發的人性挽救了「拉貝」們，使他們與真正的「納粹」區別開來。在這個世界，人性不僅僅是一種原則，更是一種實踐需要。
錯誤的信仰帶來的最直接後果，猶如中國平民在二戰中經歷的無邊苦難，約翰．拉貝在1945年戰後被西門子公司辭退，一貧如洗，「納粹」的身份如重壓，盟國對他的「非納粹化」認定曖昧難明，他患病，卻每天必須工作12個小時，給俄國人拆卸和裝運工業設備，為維持生計，只好用在中國購買的器具換取土豆。他像一個賤民，一個無家可歸的人。《約翰．拉貝畫傳》中記載，曾被他保護的南京居民開始對拉貝報恩：「自1948年6月到1949年，南京人民每月都給拉貝寄一包食品，以表達他們對拉貝在南京國際安全區所做的一切的衷心感謝之情。國民黨政府還指出，如果拉貝願意返回中國，將為他提供住房和終身養老金。」這就是人性換人性，因與果的內涵，它不畏暴力、救贖希望並時刻提醒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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