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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在春秋戰國之時，秦國為強者之一，所謂「戰國七雄」中的「七雄」就有秦國。但其強大，不是從來如此，翦伯贊先生在《中國史綱要》中說，秦孝公時，秦國是「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楚國和魏國時常在戰爭中取得勝利。那時秦國在外交上地位頗低，不能參與中原各國之盟會。
在嚴峻形勢的逼迫下，秦孝公力圖振興，下令求賢，修德行武，進行了一場重大改革，商鞅就是在這個時候跑到秦國去的。賈誼在《過秦論》中所說的「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橫而鬥諸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都是這次改革的結果。杜佑《通典．田制》也云：「秦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這段話側重的是經濟改革，實際而言，秦能吞併六國，是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綜合作用的結果。最成功之處，恐怕還在於握有權柄的人在觀念上把人才放在了突出的位置，盡可能使他們發揮應有的作用。
洪邁的《容齋隨筆》有《秦用他國人》一節，其中說，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遊士。但六國所用之相，都是它的宗族及國人，獨獨秦國不然，建立霸業之初就重用衛國人公孫鞅。
其他如樓緩、張儀、魏冉、范睢、蔡澤、呂不韋、李斯等都是外國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終於兼併了天下。洪邁是否誇大其詞，姑且不談，因為「聽之不疑」之類的話太滿。秦國一度曾想全部驅逐「諸侯人來事秦者」。但不管怎麼說，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是離不開人才的，這一點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不因古今和中外而有區別，也不因戰爭與和平而存悖異。戰國時達官貴族大規模養士、三國時曹孟德的「唯才是舉」，都屬於重視人才的行為。只就戰國時代來說，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魏國的信陵君，各養士數千人。當然，人們不能不看到其中蘊藏的現實原因。
周谷城先生在《中國通史》中分析說，六國為要對付強秦，不惜用「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至於四君子養士，為「入則可以威脅所在國的國君，使遷就自己的意思；出則可以威脅鄰國的國君，使遷就自己的意思」。假如形勢變了，和平取代了戰爭，統一代替了分裂，四君子們是否還會如此對待人才呢？假設歷史是荒唐的，但似乎也不是毫無意義。倘若以為四公子、曹操一度重視過人才，就認為我們有倚重人才的歷史進而陶醉起來，那才真正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呢！
然而，什麼樣的人算是人才，是很模糊的，李世民認為「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李世民的大臣封德彝卻覺得「於今未有奇才耳」。歷史上很多皇帝任用小人，實際上他們並不覺得那些人是小人，「小人」云云，是後代總結教訓時得出的結論。任用「小人」的皇帝，沒準兒以為自己任用的是純而又純的人才。《世說新語》載，漢元帝與大臣京房討論歷史，說到周幽王、周厲王亡國的原因，元帝認為「其任人不忠」，京房問：「知不忠而任之，何邪？」這時元帝說了句令人深思的話：「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元帝所說的是實話，天下沒有一個人會故意任用「小人」。
最後卻出現天大的誤差，根本原因在於標準不一致，人們使用的詞彙雖然一樣，所指的含義卻截然不同。就如今日一些人口喊選拔人才，最後選擇的卻是庸才，卻是口言善身行惡之人。
出現這一結果，除了有人故意如此，不少人是因為不知道什麼是人才。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云：「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此處涉及的「才」與「德」之論極是，歷代君主也把《資治通鑒》作為治國的參考書，然而我們的古聖賢之書太偏於講解道理，真正操作起來卻飄渺得很，讓人發怔。然而歷史不等人，就在你發愣的時候，大好時光已經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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