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後，李白來到這裡，他認為阮籍所指「豎子」是劉邦。李白對此不甚同意，所以為劉邦辯解說：「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蘇東坡認為李白誤解了阮籍的意思，他說：「豎子指魏、晉間人耳。」他的意思是說：阮籍是在借古諷今，感慨當今惟有「豎子」而已。洪邁在《容齋隨筆》中也說：「蓋歎是時無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達，以為籍譏漢祖，雖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史記．項羽本紀》說：項羽與劉邦在廣武相持數月，項羽「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劉邦的回答是：「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而幸分一杯羹。」結果是項羽又聽從項伯的勸告，把劉邦之父放了。所以在阮籍存世的詩裡，雖然對張良輔漢有過正面的評價，但在他眼裡，劉、項在廣武的表現，未必夠得上是英雄所為。而且阮籍的為人是採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態度，迫於司馬氏的淫威，有時他還不得不應酬敷衍。所以直接批評當時之人，不符合他一貫的態度；而面對古戰場這個特定的場合，他也當然要對劉、項有所評價，因此李白認為是指劉邦的理解並沒有錯。阮籍並不承認劉邦是英雄。亂世英雄起四方，但那些英雄們不是因為缺乏遠見還固執地自以為是，就是苟且隱忍錯失良機，或者乾脆不思進取追隨了無賴，所以最終得志的才變得往往是那些恬不知恥的豎子。而他所處的魏晉末世就更是不見英雄，只見豎子們橫行了！這就是阮籍感受到世事不可為以後，表現他「悲憤哀怨，隱晦曲折」無奈文風的一個典型。

　范增在鴻門宴上，見劉邦逃走後就說了：「唉！豎子不足與謀！」這個豎子，可以是指已經和劉邦「約為婚姻」的項伯，也是暗指當斷不斷的項羽。如果說項羽還有李清照稱他為鬼雄的話，那麼鄙視劉邦，以及鄙視日後包括魏晉司馬氏之類僥倖成名的人就更多了，傅尃《哭楊篤生》詩就說：「鬼雄入夢二三輩，豎子成名千百場。」

　阮籍有濟世之志，是有夢、有理想的。正因為對現實想要追求完美，就始終會有一種對社會的不滿的態度，同時他又意識到身處的環境與他的理想發生着無法調和的衝突，以及個人的無能為力，於是他得出了一個結論：這個世界從來就是一個「豎子成名」的世界！阮籍還經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他的這個「途窮之哭」和他的廣武浩歎一樣，都表現了理想幻滅以後，一個憤世嫉俗者難以言說的痛苦。沒有如此足夠強烈的憤世嫉俗之心，是發不出這樣深沉浩歎的。這個浩歎雖然看似比較消極的，但其中也充滿了批判現實的意味，也是對真正英雄殷切的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