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國濤
寫文章要有個性，編輯也要有個性。編輯有個性，刊物才有獨特風格。君不見三十年代林語堂編《論語》、《人間世》，倡幽默，雖有所偏，而也影響到後世，編選文集等書也如此。前些天我收拾破書架，看到久已忘記其存在的線裝《唐賢三昧集》，就又想起這件事。我那破書的「牌記」云：「乾隆丁未新鐫，聽雨齋藏版」。這是由吳渲、胡棠輯注，並有二人的序。據說後來尚有不少版本註解。
直到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一本新《譯注》，可見仍有讀者。《唐賢三昧集》是清康熙時大詩人王漁洋（1634—1711）選的唐人詩集，影響很大，因為極有個性。看哪，選盛唐之詩竟然沒選李白、杜甫。如今看來，這不是可笑嗎？他就沒選。原來，他是崇尚「神韻」一說，主張清空淡遠的境界，而李杜則奧博雄奇，不合他的主張。選本一出，反對者激烈，贊成者也熱情。他選的主要是王維、孟浩然一派。共選42家，詩400餘首。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選目，其中王維一人就選了100多首，佔四分之一。這在文學史上不是大事，也算是趣事。
前些時候在《中華讀書報》（2009年7月29日）上讀到《郁達夫周作人的一次編輯合作》，文記1935年26歲的青年編輯趙家璧受命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時限是從1917年到1927年的新文學作品，分類編書。
他請到以魯迅為首的許多大家，當時的頂尖人物分工編各種文體。茅盾說那是「空前的巨著」。如果按現在的慣例，小說一組幾人，散文一組幾人，合夥商量討論去編。那麼編出來，一定四平八穩，沒什麼看頭。
而他是請編者自己編，隨你編。但每本一定有序言，那可是不能少於二萬字，是硬規定。這就要眼光、見解，也就是編者的個性。於是便有了魯迅的名文《小說二集序言》。不但此也，郁達夫和周作人二人編散文一集和二集，怎麼編，由他們二人商量。一在上海，一在北京，書來信往，於是現在我們就見到兩位大家的主張和議論。兩個人怎麼分工，是個大難題。後來乾脆這樣辦：周作人先定自己的人選（，其實主要是北京的一批作者）定下以後，不熟悉或不便選的（如對魯迅，對周作人自己的文章）再由郁達夫選。選取的標準各自不同，而且不同得很。但是，有個性，也就是有風格有獨特見解。
就以選目而言，我就從郁達夫的編法，見到類似王漁洋的個性色彩。郁達夫編選《散文二集》，共收十六家，作品131篇。入選作家有冰心、林語堂、朱自清、豐子愷等，多者選五六篇，少者選一篇。
但是對魯迅一人選了24篇，而周作人一人更選了56篇。這絕對是從個人的興趣、愛好出發，但也是眼光和學問。他要的是深刻和力度，要文彩和學問。這在郁達夫的那篇序言裡說得很清楚，而且其中的評語竟成為後來對魯文和周文的簡明概括。
現在讀此序，讀者仍以為不可多得。再說那周作人選的《散文一集》。選目倒沒有奇多奇少，但範圍上有不少突破。有位吳稚暉，本是五四文學革命以前的人物，但文章奇特，影響也大，就選他兩篇，怕此種文風從此絕矣；周的弟子廢名，本以小說聞名於世，而且此前魯迅編《小說二集》已收入他的作品，並有評說（批評他「有顧影自憐之態」），但周以為廢名小說某些地方極有散文風致，也選了，他說，當散文讀「更覺得有意味」；集裡沒選胡適、李大釗、蔡元培的議論文，因為不符規定，但選了顧頡剛的《古史辯序》，「因為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自敘」。梁實秋、沈從文亦未入選，因為他們的主要作品都在1926年以後，那意思是：留待下一次再選吧。
最後有一本書不能不提，就是錢鍾書的《宋詩選注》。不大的一冊書，後來有人說它會改變我們對宋代文學史的看法。當時在台灣的胡適讀到，說選的並不好，但注實在是好。
選的為什麼不好？後來錢鍾書說，多少年來人人以為必選的作品，自己也沒有力量斷然不選。只好選，或隨人選，這就會影響選者本人風格的發揮。大學者也不能免。所以凡集體選編的書往往沒有特色。不過，由個人選，如果沒有學問和見解，也是弄不好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