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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晶
「圖畫是最容易被記住的。」
把漢字變成圖畫，這就是《漢字圖解字典》這本書的編創原點，也是本書的閱讀起點。
作者這樣介紹本書：「專為教師和學生編撰，有效解決漢字的教與學之困境。配有5000多幅文字圖，以活化字形，巧學活記。」
明明是字典，但是無論是中文還是外文的字典，從沒有過那麼多的配文的圖畫；明明是圖文兼備的輕鬆知識介紹，卻又是嚴謹學術的工具書。學漢字時可以把它當作《漢語大字典》來認字，研究漢學時可以從中找到漢字之於中國文化根源的本質，甚至做藝術設計時還可以從它這裡獲取漢字造型的靈感。
從它的文字學的功能上來說，我們不能不想起在中國文字史上空前絕後的那本工具書，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說文解字》創立了漢字的部首540個，收錄漢字9000多個，用小篆這種古字體寫成，提出漢字造字法的「六書」：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注。此說為我們沿用至今。
當年的那些國學大師閱讀《說文》，那都是要專門為這本書開門授課和專題學習的。
當年章太炎東京國文講習班的主要授課內容就是講授《說文》，魯迅、周作人兄弟都是學生，一本《說文》講了整整一年多的光景。按照章太炎夫人湯國梨和章先生探討文字的說法，認為文字是「越通俗，則作用越大」，章先生對此表示同意。然即便章太炎先生能在當時把《說文解字》用較為輕鬆明白的方法讓當時的聽者聽明白，但也還是「有聽不懂所講內容的人，散出會場時說不及《三國誌》、《岳傳》好聽的人也不少」。
《漢字圖解字典》首先是想給小學生看的。如果按照章太炎夫人湯國梨和章先生探討文字的說法「越通俗，則作用越大」，那麼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漢字圖解字典》已經做到了「通俗」。
作者顧建平是上海人，年已知天命，現在移民新加坡，從事漢語教學工作。他的生活軌跡可以簡單概括為上海、黑龍江、上海、新加坡。
他像中國所有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的那一代人一樣，有着這代人的氣性，他們孤絕，能忍，他們被命運戲弄，但是又頑強地把握了自己的命運，他們能夠「面壁十年圖破壁」，結果他們中的很多人最終爆發，在上世紀90年代紛紛走入成功。
1971年—1979年，在高寒禁區，生活條件極端艱苦的黑龍江大興安嶺盤古林場工作8年。這樣的惡劣環境，對中國文化藝術的愛好拯救了他：「1970年開始專心學書法，真草隸篆行都喜歡都練，培養了我對漢字的深厚情感，對漢字形體特殊的好奇和敏感。自小喜歡繪畫，曾拜名師學過幾年，練就了白描寫生的能力，從而將字當畫看，對五千多個漢字進行逐一寫生，獨創出前無古人的文字圖。」
因為書法的出色，他贏得了趙樸初先生高度的評價：「使筆如使錐，畫紙若畫沙，膂力到腕指，功深氣自華。建平同志所作字筆力勁健，意態不俗，甚為難得。」而他最終會走上研究文字學的道路，則是得益於我國的語言文字大師倪海曙先生。
他在本書《後記》中寫道：「七十年代初，一次我去看望老師。他對我說：『你毛筆字寫得很好，只是單學書法路窄了些，不妨結合國畫或文字學。』」
多年以後他到新加坡教授華文，成為新加坡第一位特聘自中國的全職教師。
10年漢語教學的經歷，使他深知漢字的教與學所面對的困境，他將在這方面積累的豐富的漢語漢字教學經驗運用到了《漢字圖解字典》的創作中。
他在教學過程中曾經碰到過這樣一件事：
有一次，學校試卷上有一道題問：「哥哥將要出國留學，爸爸設下酒席為他（）行」，要學生從「賤、淺、餞、踐」四個字中選出正確的字。
結果竟然沒有一個同學知道正確答案。
顧老師就為他們進行了分析：
「賤」字從貝，貝所組成的字大多與錢財有關係，如財、貴、貧等。「淺」字從水旁，一定與水有關。「踐」字從足旁，當然與腳有關。「餞」字從食旁，這個部首原指盛食物的器皿，所以與飲食有關。
這麼一說，同學們就恍然大悟了：既然是設酒席吃東西，那當然應該選「食」字旁的「餞」字了！所以他說：「通過形象、趣味、通俗的《漢字圖解字典》，把文字學交到老百姓的手裡。字典編撰成功，在新加坡、中國出版後，我選擇做普及漢字、中文，寓教於樂的工作，為輸出中華軟實力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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