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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濤
我很喜歡，也很崇敬清末大詩人龔自珍，所以陸續買了《龔自珍全集》、《龔自珍編年詩集》和《龔自珍己亥雜詩注》，都是現代幾位專家精心編注的好版本。前幾天又細看了有關的詩集。據《龔自珍編年詩集》劉逸生先生＜前言＞，龔詩缺失很多，目前能找到的詩作共603首，實際上遠不是全部。佚失的詩有多少，也難說。
我感到奇怪的是，其中的一部《己亥雜詩》竟佔了315首。那就是他全部詩作的二分之一，或者，如果算上那些佚詩，也許有三分之一吧。當然《己亥雜詩》都是七言絕句，以「首」來計算，佔的數目會較大。但300多首總也是不少的。
請想，龔自珍生於1792年，死於1841年，享壽五十年。那麼，己亥這一年，只佔了他一生的五十分之一，但詩卻佔了一生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這真是奇跡。
己亥年是1839年，他不得意，或者還有什麼煩心事，離開北京，或者是不得不離開北京，回故鄉。那一年—其實細算只有八個月—他的詩興是那樣濃，感懷是那樣多，所遇皆能成詩，成好詩。讀那些詩，讀者感到他出口成詩，那樣自如，那樣隨意，真是天才。
難道詩人知道自己已經不久於人世了嗎？詩情噴湧而出，無遮無攔，瀰天漫地，留給後世讀者無價之寶。那一年，他是怎麼寫詩的呢？《全集》裡有＜與吳虹生書（十二）＞。那封信上說：「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詩戒，每作詩一首，以逆旅雞毛筆書於帳薄紙，投一破簏中。往返九千里，至臘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別墅，發簏數之，得紙團三百十五枚，蓋作詩三百十五首也。」他出京之日不在正月，而在四月。這也就是說，他寫這三百多首詩的時間，只有八個多月。那麼算來，平均每天要寫一首或兩首了。天才固然是一方面，勤奮也是令人歎服的。
順便說一句，那信中所說，「往返九千里」，是指他回到故鄉，又返京去接家眷；逆旅，即旅店；簏，指竹簍、竹筐之類的東西。那時他來去匆匆，車船不定，實在是太忙，所以每寫成一首，就扔到一個簍子裡，到年終安定下來才加以整理。這個簏，就可以說是他的「詩簏」。
由此我想到，唐代有位大詩人李賀，他有「詩囊」之說。他是一位短命的天才詩人—他才活了二十七歲—從小就體弱。據唐李商隱《李長吉小傳》記載：「恆從小傒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查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所說大體如此。雖然錢仲聯先生《李賀年譜會箋》中以為這些說法並不十分精確，相關的人、地、事，都不得確證。這是史家的研究方法。
但是我以為這事的情理大體還可信。不管如何，一位詩人，日常間隨手寫下所感或所創佳句，回來再加以整理，這總是合理的。那個時代沒有鉛筆和硬皮小筆記本，只好臨時寫成一紙，投之囊中。那位母親每天要檢查孩子的這份「作業」，怕他做得太多，有傷身體，也是實情吧。
李賀（字長吉）的這個故事，流傳很廣，而且後來就有一個「詩囊」的典故，一說詩囊，就是這事。從唐李商隱作《李長吉小傳》以後，一千多年以來，這「詩囊」的典故就廣泛流傳於詩人、作家間，隨時訴之於筆端。
為什麼？因為合情合理，合實際。如果說李商隱寫李賀，或有傳奇之嫌，那麼清代龔自珍的事例可是他自己在信中說的，當然完全是實情，也完全可信。這種隨寫隨投入詩囊或詩簏，以後再加以整理的創作過程，也是合情合理。
不過，「詩簏」可以證明「詩囊」的真實，但「詩簏」遠沒有「詩囊」這一典故的影響大。一說詩囊，人人盡知，說起詩簏，就要加一些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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