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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陵
讀了一輩子書，讀的第一本書卻是新中國建立次年的小學語文課本。課本的第一課，就一句話八個字：「工人做工，農民種地」。從此以後，讀書成為我人生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未輟止。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人普遍貧窮，穿麻兒窩（用麻編織的一種鞋子）的人就算是富有者。那時，讀書就是一種奢侈，我的家鄉北碚，號稱重慶的文化重地，竟沒有一爿書店。雖然，因「四川船王」盧作孚先生早年的苦心經營，小城北碚建起了一座紅樓圖書館和臨街閱覽室，讓市民有了得天獨厚的讀書條件，但在我的記憶中，那時去圖書館借書、閱覽室閱讀的人也是寥寥。讀書，是一種區分身份地位的標識，大字不識幾個的普通百姓與之較少干係。
生在知識分子家庭，讓我從小感到讀書的神聖。學校之外，我讀書最多的時候就是跟著父親生活以後。那時我不過10歲，父親調往一所地處鄉下的中學任教。父親所在的教研室旁邊就是學校的圖書室，那裡的女管理員每逢寒暑假都要回城裡去，父親為了假期中安頓好我們幾兄妹，從管理員手中要來鑰匙，每天把我們趕進去，讓我們在書海裡吮吸。
沒有見過那麼多書：一排排高大的書架橫豎排列，厚薄不一的圖書擠得密不透風。每天一早，我們兄妹就取了鑰匙趕往那裡。先是沉迷於民間故事、神話小說和童話，什麼烏茲別克民間故事、哈薩克斯坦民間故事、格林童話、伊索寓言、克雷諾夫寓言，就是那個時候讀的。後來，隨著興趣的變化，讀書逐漸轉向，先是讀《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後來讀《紅樓夢》、《家》、《春》、《秋》、《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新兒女英雄傳》，再後來對蘇聯小說著迷。印象中，那時除了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竟沒有讀到過一本娃娃書。可見，當時中國自己版權的圖書不多。
記得讀小學四年級時，一次下課後邊走邊看蘇聯小說《海鷗》，讓班主任老師發現了，老師走過來，拿過去翻了翻，驚訝地問：「看得懂嗎？」那時，我就讀的小學學生多是農村的孩子，即便是鎮上小街居民的孩子也沒有讀書的條件。小街上既無書店，更無圖書館。有條件讀書的孩子，全校難找出幾個，我因此成了另類。時過境遷，老師滿臉的驚訝，小說的主要故事情節，主人公卡佳、費佳的名字，竟深深鐫刻在我心裡。那以後，《母親》、《鐵流》、《毀滅》、《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團的兒子》、《恰巴耶夫》、《日日夜夜》》、《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古麗雅的道路》、《普通一兵》、《牛虻》陸續走進我的記憶。直到後來的反右鬥爭，父親被清洗出教師隊伍，我才失去閱讀的優厚條件。現在回想，我那是趕上了一個難得的讀書好時期。
反右鬥爭以後，蘇聯小說漸漸淡出。在我就讀的中學，同學們熱議的讀書話題是《林海雪原》、《烈火金剛》、《鐵道游擊隊》、《平原槍聲》、《敵後武工隊》、《苦菜花》、《保衛延安》。在那同時，民歌、民間文學也成了我和同學們熱衷的閱讀偏愛。好在那時學校的圖書館已經擁有大量的圖書；離學校一街之隔的圖書閱覽室，報刊種類也達到豐富的程度。每天下午放學後，同學們結伴去學校對面的北碚圖書閱覽室，翻閱報刊雜誌，抄寫民歌和新詩，《人民文學》和《萌芽》成了我們的最愛。
16歲考進中專，正是我身心成長最需要營養的時候，可面對的卻是物質與精神營養的雙重匱乏。飢餓之下，課外閱讀成為多餘。在校一年，竟然沒有看到一個同學捧讀課外書。一年之後提前畢業去遠離城市的煤礦，讀書更成為奢望。但即便那樣的條件下，我竟然能夠從同學手裡悄悄借到蘇聯作家柯切托夫的小說《葉爾紹夫兄弟》、《州委書記》。據說那是為批判蘇聯修正主義而特意出版，只供高級幹部閱讀的。可不知同學從哪兒弄到煤礦來。惟其因為來路神秘，借閱的要求也頗為苛刻：一天之內必須歸還。為了一天之內讀完，我竟然在一天勞作之後熬通宵。
精神與物質的雙重匱乏，讓人飢不擇食。一個月的收入僅有18元，我還能每月抽出幾毛錢來買書。好在那時的書便宜，一本130頁的《熱風》才4毛8，一本246頁的《且介亭雜文二集》才8角錢。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出版發行的魯迅全集單行本，兩年之內我全部買齊。讀魯迅成了我當時業餘生活的主題，餘下的時間就是從報紙上摘抄詩歌，我手頭至今保存著當年抄寫的兩本詩集。這麼多年過去，我卻至今記得詩人聞捷的《我思念北京》中的詩句：「我是如此思念北京/像白雲眷念著山岫/清泉嚮往海洋/遊子夢中依偎在慈母的膝下……」還有張志民的《秋到葡萄溝》詩句：「秋到葡萄溝/珠寶滿溝流/亭亭座座珍珠塔/層層疊疊翡翠樓」。
文革開始了，所有可讀的書都突然消失。新華書店只有三種書賣：革命導師的經典著作；黨史資料和政治類活頁文選；魯迅著作、《雷鋒日記》、《歐陽海之歌》等「革命讀物」；不帶政治色彩的技術專著，比如《赤腳醫生手冊》。企業的圖書館，也不例外。造反派都去「抓革命」去了，剩下我們這些不革命的，就只有「促生產」。每天上班無事可做，我就去仍然每周天天開放的企業圖書館借馬列著作。幾年下來，竟然做了一大堆筆記，為以後成為企業理論教員打下厚實的基礎。
不過，即便在那樣的時候，我也不時偷吃「禁果」，悄悄借讀「封資修」的書。雨果的《九三年》、《悲慘世界》，左拉的《勞動》，盧梭的《懺悔錄》，斯當達的《紅與黑》，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一雙繡花鞋》都是那時偷讀的。文革時期，讀「封資修」的書是要冒極大風險的。一次，同事上班時帶來一本高爾基的《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神秘兮兮地讓我翻了翻。卻不料，還沒下班，就有保衛部門的人找上門來，陰陽怪氣地問今天上班看了啥書。我理直氣壯地回答：「高爾基的書。」「這『爾基』是個洋人？」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對方就高八度地吼叫：「蘇修的代表，封資修的垃圾！」
「四人幫」倒台後，情形漸漸好起來。先是可以通過關係，借讀到只有宣傳部門才能購買和閱讀的「內部書」，吉拉斯的《新階級》和完整版的《金瓶梅》，就是那時讀到的。後來的《譯林》和《新華文摘》，更是經常刊載國內外名篇，讓人大快。卡夫卡的《變形記》、陸文夫的《美食家》、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是那時走進我的視線的。
文化禁錮的解除，也在那個時候開始。柏楊先生那本論「醬缸文化」的書在內地出版時，礦上一位小青年從重慶帶回這本薄薄的書，得意之情溢於言表，讓人至今難忘。打那之後，中國的圖書出版一天比一天開放，西方的文學、歷史、哲學書慢慢被引進來，薩特、福柯，包括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哈耶克、凱恩斯的著作，大量進入中國。文學類更不必說，魔幻現實主義、現代派、意識流、唯美主義等書籍大量翻譯引進。書店裡，圖書館中，可讀、能讀、好讀的書越來越多。每每走進書店，常常有恍若隔世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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