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孫立堅
10月10日中日韓領導人峰會在北京舉行，日本新首相鳩山由紀夫再次力推其「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並希望此共同體應包括日本、中國、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以及一些東南亞國家，而且，考慮到各國不同的政體，這個共同體目前應該主要致力於經濟合作。事實上，根據日本外務省的數據，上述國家在去年世界經濟中所佔比例已經達到23%，同期美國佔24%，而歐盟佔30%。
但是，由於各個國家對這個合作平台的功能和期待還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無法在實施細節上有能夠超過現有的「自由貿易協定框架(FTA)的或清邁協議(CMI)框架」的更多可操作性方案。儘管如此，亞洲面對的「後危機時代」的課題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何擺脫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如何從以美元主導的「全球化」過程拓展到另一個由亞洲自身的區域合作所建立起來的新的增長模式。而且，這種增長模式的主導權將決定亞洲未來脫離美元經濟後的發展命運。
回顧過去，亞洲尤其是日本帶頭啟動的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走出了與同時代歐美完全不同的繁榮景象，這種靠製造業帶動的經濟增長也留下了和美國靠金融業主宰的發展模式完全不同的後遺症：也就是說，對於「上游產業」而言，因為它具有控制「有形」（比如，鐵礦石、原油等）和「無形」（比如，技術、標準等）的生產投入要素的威力，所以，它能夠通過自己擁有的「定價權」從產品創造的全部財富價值中獲取可觀的大頭部分。
對於接下來的中游產品製造環節的國家，如果沒有其他上游產業的優勢和下游產業的扶持，只可能在單位產品的價值創造中拿到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比如，像中國這樣靠低廉勞動力成本的價格優勢獲得全球製造業加工廠地位的國家和地區而言，雖然國內就業壓力能夠得到很大的緩解，但是所創造的單位產品的附加價值卻是有限的，中國人均收入目前還處在世界第105位就是這種增長模式的真實寫照，這也帶來了中國社會整體的消費能力無法再上一個台階和與之相呼應的產業結構轉型的「煩惱」。另外，更大的挑戰可能是這種增長模式給環境和生產資源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甚至處理不好的話，還會使這種增長模式因為環境和資源成本的增加而變得不可持續。
資源共享方式可達「多贏」
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亞洲經濟共同體能夠通過技術轉讓，資源共享的方式來降低中國製造的「生態成本」，那麼，以中國為製造中心、甚至消費中心的經濟合作模式就會使得亞洲各國都能夠從擺脫美元單邊主導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分享到一個健康「多贏」的效果，從而在亞洲各國齊心協力的努力下，自然而然地就會形成一個「後危機時代」亞洲共同繁榮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
總之，亞洲經濟共同體基於亞洲國家「多贏」的基礎，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間，我也在各種場合建議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應該為亞洲目前擁有的全球三分之二美元財富的管理需求提供更多的機會和平台，以彌補亞洲債券市場目前過於分散、缺乏流動性的缺陷。同時，作為增強亞洲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又建議將現在主要用於防範東亞危機目的的亞洲貨幣基金注重流動性的運作模式拓展到亞洲共同基金的新模式（無論從政治意義還是經濟意義都要比各國現有的主權基金運作模式強）。
應發揮亞洲金融資源優勢
在「後危機時代」新一輪的「全球化」過程中，充分發揮亞洲金融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去共同投資歐美市場相對強盛的資源性龍頭企業和技術密集型的品牌企業，也包括發達的二級市場所提供的優質的股票和其他定價機制透明化的金融產品，從而提高我們擁有的龐大的亞洲美元的投資效率和財富效益。一旦這種金融合作的基金運作模式在全球形成規模效應，那麼，亞洲共同基金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能夠跟華爾街媲美的「財富管理中心」。
（摘自孫立堅個人網誌，本報有刪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