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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教授孫立堅、袁堂軍
在「後危機時代」，我們一定要注意不能讓沒有參與全球化財富創造的主體去「分享」財富，也不能讓不受監管的主體去「管理」這些財富。對於中國而言，就是如何將我們不斷創造的儲蓄轉變成我們可持續的消費。如果這種消費為國外廠家提供了廣闊的市場，那麼這就會使我們的貿易順差得到越來越明顯的改善。否則，事前的消費擴大行為如果只是在中國廠家生產能力的範圍中，那麼，它不一定就能帶來事後貿易順差減少的結果。
今天，我們迎來了共和國60華誕，中國的消費水平的增長方式在長假中將會受到最好的一次檢驗。事實上，我們認為，中國潛在的消費能力主要是來自於三個方面：一是廣大消費願望雖強烈、但今天還是處於低收入的階層，他們為了每一天的生活而在計算着自己每一天的開支，他們往往工作和收入都不穩定，很容易受到外部經濟環境惡化的影響。
雖然，每個人的消費水平十分有限，但是，他們整體的消費水平支撐了中國今天基本的消費力量，即使危機爆發以後也沒有導致中國消費水平像歐美那樣出現大幅度的回落，這就是中國目前人均收入排在世界第105位的真實寫照。當然，要想短時間內提高這大批人的消費水平，以此來替代危機前那種由歐美消費市場支撐中國經濟的格局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它需要我們加快農村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需要我們創造更多收入穩定的就業機會。
消除中間消費群體後顧之憂
二是一批白領的工薪階層，他們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環境中分享到了實際收入增長的好處，他們在滿足基本的生活水平之後，非常嚮往更有品位、更高質量的生活方式，於是，這就帶來了對自我消費能力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認識，一種往往集中在婚前的年輕人身上，他們對未來充滿了美好的預期，他們選擇了先負債、先享受後償還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政府鼓勵買車買房的減稅政策，對這批人的消費水平的推動會非常明顯。
但是，他們有限的消費能力還是通過事後高儲蓄、省開支的生活方式得到了證明。而且，當前越來越高的生活成本會使得這批人今後的消費水平將受到更加強烈的約束。另一種往往集中在大齡或婚後的青年人群中，他們考慮到住房、醫療、育子和養老的支出負擔，就會表現出心有餘悸的特徵，常常在消費的選擇中「忍痛割愛」，取而代之的是積極地進行「預防性」儲蓄，以防後患。為此，中國政府目前也在不斷推動醫療、住房、社會保障和教育體系的改革，以努力減少這批中間消費能力群體的後顧之憂。
三是少數企業家、金融投資家、高薪收入的「精英」階層，他們通過自己的機遇、膽略和勤奮、甚至「權力」完成了財富的原始積累，即使他們現在受到危機衝擊失去了目前賺錢的機會，但是，這絲毫阻擋不了今天他們利用難得的閒置時間去尋找徹底的身心解放的娛樂機會。
兩成人口佔中國八成財富
我們不經意的就能發現，他們絲毫不吝嗇自己的錢財（也許他們的錢財已經超出了需要左思右想的慎重思考時期），只要有好玩的地方，有一流的服務，有引以為豪的品牌商品，即使價格再貴，他們也會「赴湯蹈火」。儘管從人數上看，他們只佔中國人口的兩成，但是他們卻擁有了中國財富的八成。
但是，今天影響這三批人消費能力的政策設計已經越來越開始顯得十分重要。其中，第一個需要關注的政策設計就是如何將中國寶貴的儲蓄轉變成推動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問題。如果我們的政策設計更多的是扶持股票市場的市值水平或含有水分的樓價繼續保持穩定，以保證國有企業和國有機構的融資能力和財富保值能力，而不能使其成為識別好企業的選擇場所和回歸「安居」的本來意圖，那麼，追求市值（房產的升值效應）和跟隨中央「政策」走的資金在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相對落後的環境下，很容易形成追漲殺跌的合力，以至於政府在市場應該釋放泡沫風險的過程中卻不得不人為的去「托市」，以保證社會「和諧」的基礎不被動搖。 （摘自孫立堅個人網誌，本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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