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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國士兵（右）與吳國士兵格鬥。（網絡圖片）
王兆貴
在上蔡縣城西南，有一段殘破傾頹的城垣，歪歪斜斜地掛在連綿起伏的夯土高坡之上，這便是蔡國故城遺址。遠遠望去，在暮色蒼茫的曠野間，經秋的草木疏疏落落，凹凸的箭垛影影綽綽，留給人們的只有那沉埋於天地間的隔世滄桑。
這個起始於西周的姬姓中原諸侯國，由於毗鄰精明強悍的楚國，日子過得一直比較艱難。據史料記載，從公元前六八四年對蔡國用兵開始，到公元前四四七年將蔡國徹底毀滅為止，楚國討伐蔡國的紀錄達四次之多。在蔡國挨打的紀錄中，有的勉強還有理由可說，有的則純屬倒霉了。
蔡國派師強、王堅出使楚國，楚王聽了使者的名字後說，天底下順耳好聽的名字多得是，為何偏偏叫師強、王堅呢？於是立即召見他們。當面一看，這兩個名字怪怪的使者，長相不怎麼樣，聲音又很難聽，行為舉止也讓人生厭，楚王惱火地說，蔡國如果連個像樣的人才都沒有，那它該當攻伐了；如果有人才而不知道派遣，那它也該攻伐了；如果是故意派這兩個人來氣我，那就更應該攻伐了。於是，楚王便舉兵攻打蔡國。
在逞強好鬥的霸主那裡，若要下決心攻打一個國家，總是可以找到理由的，不管那理由成立不成立、仗義不仗義。可是，僅僅因為使者的名字不中聽而發動一場戰爭，恐怕史上少有。師強、王堅這樣的名字，於今來看好像並無怪異之處，但在那時楚人的眼中可能有些彆扭。其實，蔡國所以挨打，與使者的名字又有什麼相干呢？表面上看，似乎是蔡國讓楚王看着不順眼，其深層原因，除印證了「春秋無義戰」、「弱國無外交」的歷史觀外，恐怕與兩國在地理環境、經濟基礎、文化基因、民族性格、發展模式、社會形態上的差異有關。
楚國是春秋初期崛起於長江漢水一帶的新興力量。遍佈湖澤的荊楚大地，域廣人稀，物產豐饒。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經濟基礎，拜日尊鳳的文化基因和民族性格，使楚國在發展模式和社會形態上，與中原有着明顯不同。這從《楚辭》與《詩經》的對比中，也可以分辨出來。《詩經》源自黃河流域，代表北方文化，充滿着現實主義精神，《楚辭》源自長江流域，代表南方文化，洋溢着浪漫主義氣息；《詩經》情繫家國，溫柔敦厚，拘泥於道德禮教，《楚辭》魂牽神靈，濃烈幽深，迷漫着巫風妖氣；《詩經》內斂含蓄，平實質樸，少不了懷舊世的短歎，《楚辭》奔放張揚，奇兀詭譎，多半是創新天的長吟。正由於這樣的異於中原的文化淵源，加之賦稅充裕，邦基穩固，楚國不需要臣服於誰，不必受周天子禮法的約束，行動起來就沒有包袱，沒有忌憚。即使後來面對強勢的秦國，荊楚大地仍然迴盪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豪言壯語。
楚國發祥之初，就被自詡正統的中原國家視作「非我族類」的化外之群、蠻夷之地，且聯合起來屢加撻伐。這種民族偏見和歧視，嚴重挫傷了楚人的自尊心，更加激發了他們桀驁不馴、蠻勁十足的抗爭性格。每當軍事擴張受到禮法的質疑時，楚國的國君往往會以「吾蠻夷也」應對。細細品咂，這樣的措辭折射出來的恰恰是自尊心備受傷害後的無奈。由於不被承認，楚國只好自封為王。楚國正式受封於周成王時期，爵位在五等諸侯中位列第四，所以《春秋》中一概稱其為楚子。當時的楚君對此極為不快，在請求加封未果的情況下，開始大肆兼併周邊部落，公然與周室分庭抗禮。
用唯物史觀看問題，楚國屢屢進犯中原諸國，特別是它與晉國、吳國長年征戰的潛在動因，應該不僅僅是爭奪霸主地位，而是關係到社會發展模式的選擇與推行。說白了，就是讓世人見證並承認荊楚的經濟文化發展水準並不遜於中原。否則，便無法解釋它為什麼對中原諸侯總是看不慣、不服氣。與中原各國講求「師出有名」、「取之有道」的話語傳統不同，楚國重實輕名，向以刀槍劍戟的強勢語言與中原各國對話。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軍事實力排行榜上，楚國落後於前兩名的時候不多，而且也是滅人國家最多的一個。這種開放擴張的性格，對封閉保守的中原各國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在和平指數幾乎為零的年代裡，蔡國不過是楚王臥榻之側的一碟小菜，隨便找個理由便可征討。所以，劉向在蔡人使楚的這段記述後不無惋歎地說：「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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