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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左）和沈從文。 網上圖片
——「文革」後十年的沈從文論述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馮志弘
1983年。年逾八十的美學家朱光潛在《湘江文學》發表了一篇題為〈關於沈從文同志的文學成就歷史將會重新評價〉的文章。文中認為，當時全世界得到公認的中國新文學家，就只有沈從文和老舍。朱光潛這個意見隨即掀起不小的風波，甚至被批評是「無視這些作家（按：指沈從文、徐志摩）思想上的明顯弱點或錯誤」、「誇大他們藝術成就」、「不同意對他們的『思想』進行挑剔」。這種意見後來又被歸納為「精神污染」，是「不良的傾向」。最後，朱光潛也不得不連續作了兩次「檢討」，才算了事。
是否說，在文革後的六、七年間，即使在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12）「撥亂反正」以後，文藝界對於沈從文的評論依然沿襲「以人定品」（以作家人格判定作品高下）的一套？當然不是！然而，上述故事使我們認識到，文革後文藝界的評論標準如何複雜錯綜。
河中石頭很多，路，是這樣「摸」出來的。
1979-1980年，唐弢主編的三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史》先後出版，標誌着文學界「撥亂反正」的開始。書中肯定了沈從文小說「情節曲折，心理描寫也頗細緻」，又認為《邊城》「充滿一種牧歌情調……寫得優美動人。」這是對沈從文「藝術技巧」的褒揚。雖然如此，書中卻認為沈從文「有意無意地迴避尖銳的社會矛盾」、「對於黑暗腐朽的舊社會，缺少憤怒，從而影響了作品的思想藝術力量。」這是對「思想內容」的批評了。
這是第一塊石頭。
比較文革前國內《文學史》對沈從文的否定，我們會明白這一塊石頭的意義。1957年，丁易在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中大罵沈從文是「反動文人」、「站在資產階級或封建地主階級立場來認識現實」，甚至抨擊沈從文拿別人的痛苦當作自己的娛樂，企圖通過小說麻痹讀者，因此，沈從文毫無疑問是「反動」的，他的作品也只能屬於「低級趣味」。這種意見，居然成為了七十年代以前的一錘定音。
第一塊石頭，原來摸了二十二年，才能摸得到。
摸第二塊石頭的，是文革後國內第一位專門研究沈從文的學者，北京大學研究生—凌宇。凌宇是湖南省龍山縣苗族人。基於鄉籍情結，他研究沈從文（沈從文有苗族、土家族、漢族血統）。1980年，凌宇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發表了他的研究成果，〈沈從文小說的傾向性和藝術特色〉一文。文中主要用「辯誣」的方式，為沈從文平反。主要重點有四：一、以沈從文描寫不幸和苦痛的小說，如〈菜園〉、〈柏子〉、〈丈夫〉為例，論證沈從文反映了「反動勢力對人民的血腥鎮壓」。二、認為沈從文同情下層人民，喊出了尊重人性、要求人權的口號，在共產主義社會還沒到來的時候，這到底是有益的。三、論證「不着意表現思想」不等同於「沒有思想」。四、以沈從文營救胡也頻、拒絕隨國民黨遷台為例，論證沈從文不是「反動作家」。
2001年，筆者曾多次訪問凌宇。他回憶上述文章時說：「那時候（按：指八十年代初期），研究者首先必須回答沈從文『是甚麼人』的問題，絕對不能逃避。要取得沈從文的『研究權』，首先就要辨證沈從文『不是反動作家』。」
當然，過分強調沈從文反映「現實主義」的作品，毋疑是對沈從文筆下湘西文化特異性的重大忽略。更何況，從一種「辯誣」的角度出發，以一種「反命題」（沈從文不是如何如何）代替新的命題，是否意味着對原命題賴以存在的理論模式的認同？這又是否適切呢？
第三塊石頭，是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年美國英文版，1979年港、台版）以及香港出版，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1975-1978）在八十年代初廣為國內學術界所注意。
其實，上述兩部文學史在七十年代末已經傳入中國，但主要以「私人」形式互相傳閱。以凌宇為例，他找到這兩部文學史的途徑，居然就是從沈從文家中借來的。並且，沈從文還恐怕這兩部文學史會為凌宇帶來「人身安全」問題，一再叮囑凌宇必須在三天內歸還書籍。這兩部書在當時國內的流通情況自然可想而知了。直到1982年溫儒敏在《新文學論叢》發表的文章：〈海外出版的兩種中國現代文學史〉，才堂皇地介紹了這兩部文學觀念與當時國內文藝界普遍觀點「大異其趣」的著作。
在溫儒敏這篇只有六頁的文章中，沈從文的名字出現了九次之多，其中三次更引述了兩部文學史對沈從文的具體意見。溫儒敏復指出：「如錢鍾書、沈從文……在藝術上是有較高成就的，而且確實曾經有過較大影響，現代文學史應該加以評論。」翻查原書，可見夏志清和司馬長風兩部文學史對沈從文作品評價之高，遠超當時國內批評界所想像。夏志清認為：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中一個最傑出的、想像力最豐富的作家」，他是現代文學最偉大的印象主義者，就這一方面，現代文學作家中，無出其右。司馬長風也認為沈從文是「文壇的巨星」、「短篇小說之王」、「寫景聖手」；並認為《邊城》是「古今中外最別致的一部小說」。
當然，限於篇幅，溫儒敏的文章也不可能詳述兩部文學史的所有觀點。這篇文章的意義，更在於促使了國內學界必須重新審視在海外備受推崇的沈從文。唐弢在1982年說：
國內批評家對沈從文、錢鍾書等研究不足，是必須承認的。沈從文是個具有個人風格的作家，這點也是對的。沈從文在三十、四十年代的而且確寫了一些「不好」（從政治立場來說）的文章，主要是評論，這是不能一筆抹掉……我們（指當時的批評家）不能對思想政治視若無睹。（見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
這個說法反映了唐弢在固守政治立場的同時，因着海外論述，不得不更進一步肯定沈從文的文學成就及其研究價值。姑勿論唐弢的意見如何，重新研究沈從文已是國內學者不可迴避的問題。
第四塊石頭，就是朱光潛摸的一塊，摸得太過了，跌了個撲通。接着，是1983年12月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雖然如此，朱光潛的「失足」，只是對沈從文評價太高，倒不是文藝界不同意沈從文的創作成就。一年後，饒有意味的是，唐弢又主編了一冊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1984）。書中對沈從文的評價明顯比四年前他主編的三冊本《文學史》為高。《簡編》雖然還是認為沈從文「對各種人物形象所體現的社會意義挖掘『不深』」（筆者按：注意「不深」與1980年的「迴避」、「缺少」是大大不同的！），卻承認沈從文「在堅持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和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等方面……以自己的創作豐富了新文學的成果。」「語言新鮮活潑，句法短峭簡練，憂鬱的情調與詼諧的風格糅合一起。」可見唐弢對沈從文已是譽多於貶。
才不過二十多天，「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就結束了（1983.12-1984.1）。接着，迎來的是「文化熱」，以及「沈從文熱」。自此以後，「以人定品」的評價方式在文學史的編纂中逐漸淡出。
尚幸朱光潛（1897-1986）、沈從文（1902-1988）得享高壽，看到文藝界這一轉變。據諾貝爾獎評委，瑞典學者馬悅然說：在沈從文逝世那一年，這個獎項和他擦身而過。
這又是許許多多的石頭。這篇小文就不一一捉摸了。（本文由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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