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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 立法會議員
新聞自由和媒體責任同樣重要、相輔相成，兩者應該共同構成傳播業界的原則、操守和規範。我們應捍衛新聞自由，亦應強調媒體對社會的責任。香港和祖國休戚與共，如今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一切發展進步都彌足珍貴。對於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我們在理解之餘，仍要不忘檢討、督促、糾正、鞭策，居安思危，與時俱進。
我在香港幾十年，見證了香港和國家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包括今次的金融海嘯和新疆騷亂，每次都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我認為，香港之所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資訊中心，除了倚仗我們的法治制度、自由經濟、國際網路和拚搏精神之外，還有賴於基本法的保障和國家的扶持，而新聞自由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九月初，我在外地公幹的時候，看到傳媒報道，有本港記者投訴在新疆採訪時，遭到執法人員粗暴對待，令業界和市民強烈不滿。當時我立即覺得，這個採訪事件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務求在知情權與執法權、新聞自由與媒體責任之間取得平衡。之後我了解到，特區政府、中聯辦、新聞專業團體和社會人士都表示非常關注，並及時促請有關部門採取措施，公正調查，確保新聞工作者在內地採訪的合法權益。目前事態已告一段落，我想就此事說四點意見。
平衡新聞自由與媒體責任
第一點，新聞自由是「一國兩制」的基石之一，值得我們堅持。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香港市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等自由。由於基本法的保障，回歸以來新聞自由並無減少，這已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市民身居香港，即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看到清晰、詳盡、精彩的報道，聽到多角度的評論，有助於各自的獨立思考。
市民對新時代的媒體責任，亦有一定的要求。作為「社會公器」，市民期望媒體報道真實、準確、客觀、全面，不但能發揮監督權力機構的作用，還能承擔推動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安定、提倡道德良心、引導青少年奮發向上、增進香港與內地及周邊地區交流融合等責任。我覺得多數媒體都敬業樂業，重視「報格」和「公信力」；但當然，媒體亦須保持應有的社會責任，作準確屬實的報道。
我很贊成一些關於捍衛新聞自由核心價值的意見。說到核心價值，除「自由、民主」等外，我覺得還應提倡認同我們的國家、民族和文化，維護或至少不損害我們國家的核心利益，例如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這點在目前香港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我認為，所有炎黃子孫，包括香港市民中的新聞工作者，實應珍惜這點，因為這點可以說「放之四海而皆準」，就算在美國，亦不例外。日前美國白宮高層對福斯（Fox News）開火，批評福斯「老闆的確很會賺錢，許多節目都是被操弄來謀利」、「雖然披上新聞報道的外衣，其實播出的內容有很多不是真實的新聞」、「他們根本只有特定的觀點，成了共和黨支部」。這些話很值得我們深思。
我記得，前滙豐主席浦偉士曾經指出，「香港要吸引投資，媒體就要多作些正面的報道」。浦偉士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透徹了解香港與內地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面對的挑戰，他的見解發人深省。如果特區政府和新聞界，都能體察他的忠告，不斷提高投資者的信心和本港的競爭力，香港的繁榮不只會持續，而且必會更加輝煌。
第二點，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與內地的來往更趨密切，政府機構和新聞界的溝通與日俱增。香港業界更深入內地城鄉，內地業界也更廣泛報道香港情況，兩種新聞思維和新聞制度，包括新聞自由、新聞真實性、新聞的社會責任等觀點與尺度，在逐漸互相適應的過程中，須要經過一段耐心磨合的過程。
兩地新聞制度、思維須耐心磨合
我們的新聞工作者在香港採訪，是按照香港的規矩行事；但到了內地採訪，就應該按照內地的規矩行事，遵守有關的法規和指引，正所謂「入鄉隨俗」、「恪守為客之道」。
在我們新聞工作者尊重和遵守國家法律的同時，我們也盼望內地有關部門，加強資訊發佈，完善記者證的管理辦法和配套措施，為境外媒體報道當地實況提供便利，使海內外民眾更加了解今日中國的巨大變化。
我們更促請特區政府，應切實協助業界、捍衛新聞自由、跟進記者採訪時遇到的各種問題，同時也應改善施政，靈活引導，激發業界和廣大市民的向心力，攜手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第三點，我認為，當事件發生時，無論哪一方，包括執法者和採訪者，都要守規、配合。在事件發生後，希望有關部門能徹查個案，對業界投訴清楚交待、認真處理。
透過這個採訪事件，如果大家能夠深入討論、總結經驗，對新聞自由與媒體責任同時重視，為執法者及採訪者提供進一步的訓練，提高他們的法律知識、專業素質、薪酬福利、尤其是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我認為這才是積極的、有建設性的、有用有利有益的、非常值得歡迎鼓勵的做法。
第四點，在多元化的社會，新聞自由始終是充滿爭議的敏感話題。一是由於人們採取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心態對其理解，因而產生不同的結論；二是由於新聞自由也可能和其他權利一樣，因應不同環境與不同原因，而受到無意、有意乃至刻意的濫用。
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
在香港回歸前，一家頗具影響力的西方主流媒體，就中英聯合聲明採訪了好幾位香港人士，我是其中一位。他們採訪我用了足足五、六個鐘頭，還安排在高爾夫球場打球。當時有記者問我：「你為何相信中國政府會履行中英聯合聲明？」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於是說了以下理由：首先，中國在國際上，歷來說話是算數的。聯合聲明在聯合國備案，中央政府有何理由不信守莊嚴的國際承諾呢？其次，中國正在改革開放，很希望外國企業多些到中國投資。如果中央政府言而無信，怎能讓投資者放心進去投資呢？再次，香港回歸祖國，港人應相信自己的國家。如果連自己的國家都不相信，那麼，我們還能怎樣呢？（What can we do？）
我的意思很明顯：客觀而言，中國是有尊嚴的泱泱大國，中央政府必定會履行國際承諾；主觀來說，如果有人連自己的國家民族都不敬、不愛、不信任，我們還能怎樣呢？
結果，當那家媒體播出對我的訪問，只得15秒鐘。記者與我的問答就變成，記者問：「你為何相信中國政府會履行中英聯合聲明？」而記者引述我的答案，卻不提我說的三個理由，只剩下我說的最後一句：「我們還能怎樣呢？」（「What can we do？」）這跟我的意思，不但背道而馳，而且嚴重地以斷章取義的剪接手法，歪曲了我的言論，扼殺了我的自由。經此一役，導致我決定除非迫不得已及異常的情況下，我不會輕易接受電視台、電台的錄影錄音訪問。我完全願意也應該對我的言行自負其責，但也須慎防向不良的傳媒人員提供一些讓他們歪曲事實的機會。
我對此事，實在感觸良多，深深體會到「新聞自由」被濫用、誤用所產生的嚴峻效果，簡直是殘害「新聞道德」。其實，我曾見過某些西方新聞從業員在報道香港及內地，包括基本法及政制發展時，有過多次的把正面的事實及意見，出於維護其個人、其所屬媒體或者其國家的信念和意願等動機下，而刻意加以剔除或修改，以符合他們想傳播、兜售或炒作的「新聞」及「判斷」。例子層出不窮，不勝枚舉。早前，西方有識之士亦已進行反思，提出媒體在享有新聞自由時，應防止無知與偏見，對公眾知情權和國家聲望同時負起責任。
總之，我認為新聞自由和媒體責任同樣重要、相輔相成，兩者應該共同構成傳播業界的原則、操守和規範。我們應捍衛新聞自由，亦應強調媒體對社會的責任。香港和祖國休戚與共，如今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一切發展進步都彌足珍貴。對於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我們在理解之餘，仍要不忘檢討、督促、糾正、鞭策，居安思危，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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