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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領袖與群眾的分別之一是：前者具有引領後者向前走的能力和魅力，否則，前者就將轉變為後者之中的一分子。一個政府在決策上如果總是為民意所左右或支配，其結果必定是脫離民意。道理很簡單，因為群眾要前進而領袖居然是跟在他們的「屁股」後。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再強調「以民為本」，曾蔭權先生更是曾經公開表示「民心我心」；特區政府也的確十分重視民意調查結果對於決定政策和調整政策的作用，並以所謂「政治公關」(spin doctor)來引導社會輿論進而影響民意。但是，為什麼在實際上一再錯估民意？
舉最近的例子。原以為香港經濟形勢好轉了，民意支持率會回升；原以為2009年至10年施政報告提出既鞏固傳統四大支柱產業又推動六大具優勢產業發展，同時大力開展「保育中環」工程以鞏固香港社會的「集體回憶」，進而凝聚香港社會對特區政府的支持，應當取得大多數香港居民的理解和認同。然而，結果是事與願違。
在我看來，香港民意難以把握，大致是以下三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使特區政府縱有「以民為本」之心，卻無法實現「以民為本」。
三方面因素 「以民為本」有心難為
(一)關於香港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和方針，特區政府仍是「蕭規曹隨」。
在香港經濟轉型和發展上，至今，特區政府具影響力人士仍舊以為，香港相當一部分居民既然不同程度地懷念九七前的歲月，特區政府就可以也應當繼續貫徹歷史上曾經行之有效的關於香港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於是，以麥理浩和衛奕信為榜樣，企圖以十大基建工程來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即使提出若干新政策措施來推動六大產業發展，卻依舊不脫「積極不干預主義」窠臼。卻不知，僅靠基建，香港不可能實現向知識經濟轉型；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所面對的困難和阻力，要求特區政府採取新的經濟哲學。
在香港政制發展上，特區政府具影響力人士有時口頭也講需要顧及「一國兩制」這一史無前例的制度安排的獨特性，不能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但是，在實踐過程中，卻無法擺脫西方政治模式的束縛。
在香港社會發展上，特區政府已決定推行所謂中學教學語言政策「微調」，實質上是企圖引領香港走回老路。在香港，保育歷史文物和建築固然需要，但是，已經表現出來的「輕重緩急」(priority)，卻不能不讓人質疑，其中所貫穿的指導思想是與推行中學教學語言政策「微調」一脈相承的。
的確，由於種種因素，香港相當一部分居民在香港回歸祖國後仍舊不同程度地懷念九七前的光景；然而，隨着時間列車不停地向前奔馳，他們之中越來越多人已經明白或者開始明白，香港特別行政區既不可能回到「昨天」，也不可能以「昨天」有效的辦法來解決「今天」面臨的問題。可以說，今日香港不少人對於香港「明天」的憂慮，在相當程度上，正是香港「今天」的問題被「昨日」的辦法來處理所造成的。
(二)關於管治和施政的作風仍不脫傳統「精英」習氣。
請大家回顧一下，這些年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下地區、入界別，直接聆聽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人士的心聲，是否已習以為常？
把他人請進中環的辦公室，與自己光顧他人的寒舍，影響民意的效果是很不一樣的。至今，特區政府是偏重哪一種做法呢？
社會大眾從媒體上聽到出自「spin doctor」的特區政府的聲音，與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直接向社會大眾闡述政策，影響民意的效果也是很不一樣的。至今，特區政府又是偏重哪一種做法呢？
如果仍舊抱持精英心態，習慣於高高在上，縱有「民心我心」之念，又怎麼可能真正實現？
決策被民意左右 終將脫離民意
(三)關於決策的方法過於重視技術而疏於內涵。
天天做民意調查，天天看民意調查，對決策有無好處？回答是：有好處，但必須同時善於分析民意調查結果；更重要的是，決定政策和調整政策不能跟在所謂民意調查結果的「屁股」後。
領袖與群眾的分別之一是：前者具有引領後者向前走的能力和魅力，否則，前者就將轉變為後者之中的一分子。
一個政府在決策上如果總是為民意所左右或支配，其結果必定是脫離民意。道理很簡單，因為群眾要前進而領袖居然是跟在他們的「屁股」後。
令人不能不啼笑皆非的是，今天香港，不乏政策先是脫離民意、繼則跟隨民意搖擺的例子。最新的案例便是「慳電膽」政策。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先承認，此項政策在決定前沒有諮詢公眾。政策公佈後，面對香港社會不滿以加電費來換取100港元換領慳電膽券的民意，該官員又表示，特區政府願意考慮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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