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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昌武
《教育的創新與危機》
作者：林幸謙
出版：天地
關於大學教育，關於大學的現狀及其未來，已經成為全社會熱議的話題。這不僅中國為然。這些議論傳之口耳，見諸報章，甚至出了許多專書。參與議論的，有執政柄的行政人員，也有一般公眾。本書編者、也是採訪者林幸謙先生多年在大學執教，是才藝雙全的有心人和熱心人。他憑一己之力，走訪大陸、港、台諸名校，請當政者即本書標題所稱「導航者」們暢談高見，記錄後編輯成書。這些大學校長們的意見得自領導教育的切身體會，自然可圈可點，必定會引起人們的關注與興趣。特別是可以設想，在他們的位置上，有可能把見解轉化為行動，則關係事態大矣哉。
文集編竣，大概幸謙先生以為本人一直叨為「人之患」，又曾在多所國內外大學教過書，因命為序。但我是一介凡夫，識見寡陋，深恐罹「佛頭著糞」之譏。感於林先生編撰此書的勇於承擔和不惜心力，也就斗膽操觚了。芻議戔戔，謹供障目。
近年世界上許多國家在議論教育改革，表明現狀必有可「改」可「革」之處。各國大多都已採取一些措施，如大陸「大學合併」，日本的「法人化」，等等。無論是議論，還是舉措，由於關係社會諸多方面，更激發了公眾討論的熱情。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所記錄大學校長的言論，多表達對於現狀不同程度的憂慮。而就個人所見，目前的大學教育，問題確實多多：席捲世界的經濟大潮促使大學傳統人文精神的衰敗和缺失；世界一體化造成大學之間競爭的白熱化；大學內部學術倫理明顯弱化；學生精神素質下降成為趨勢……如是種種「現狀」，有的校長用「內憂外患」來形容。因而如何走出困境？如何開創新機？也就是如何「改革」？遂成為大學校長們焦思苦慮的問題。
本人雖身處教育機構的最底層，但依據在大陸和曾長短不一服務過的亞、歐、美與港、台多所大學的觀察和體驗，對於各位校長所陳述的，確也感同身受。而本人從一個教員的角度，又深感當今大學教育改革已陷入「知易行難」的怪圈。就是說，許多堪稱經典的不易之論言之鑿鑿，但現狀的走向卻往往與之相悖，而且已經形成的潮流幾乎非人力所可扭轉。
人們普遍承認辦大學需要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需要寬鬆的環境，發揮校長、教員的能動性，鼓勵創造性和多樣化；但實際情況卻是學校管理日趨嚴重的官僚化、行政化（當然這在不同國家情況是不同的）。從人員任用和獎懲、資源分配和教學管理以至各種規章制度的制定和考評，等等，行政主導力量越來越大，而且管制更日漸規範和細密。
人們都意識到經濟浪潮對於大學的衝擊，大學商業化、企業化必然會極大地損耗、阻礙學術的進步、科學的發展；但實踐中卻又普遍地追求立竿見影的「效益」，以投入和產出的比例作為評價學校優劣的標準。各種大學排名都是以經濟學上可比數字為指標。儘管這種排名久被人們詬病，但任何一所大學主政者以至師生都不敢略微疏忽。
人們急切地呼籲大學人文精神的回歸與提升，都贊同知識不等於精神素質，培養學生的品格比傳授學識更為重要；但現狀是當前整個教育；從幼稚園到研究院，重自然科學、輕人文教育已形成風氣，普遍忽視人文精神的培養，應付考試、發表論文成為學生的緊箍咒，升學率、就職率幾乎成為評價學校的唯一指標。
如此等等，也正是大學校長們表示焦慮的。本人所謂「知易行難」，不是指某個人，而是痛感對於大學教育的認識與現狀之間的巨大差距。這讓我想起馬克思強調經濟規律力量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如果幾何定律違背它也會被改變。現在的情形正有類於此。看起來不是人們沒有意識到，更不是大學「導航者」們沒有能力和魄力，而是整體社會環境，特別是經濟效益的考慮在左右大學教育，力量強大至難以抗衡了。
當前人類面對自身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教育負擔越來越重大的責任，因而更積極地改弦更張以適應社會發展，是對於教育的不可規避的要求。然而，改革首先面對的大問題就是：往哪裡「改」？怎麼「改」？是更加強行政主導？實行更嚴格的官僚化、企業化的管理？更用力地追求「多、快、好、省」的效益？還是在尊重和繼承歷史久遠形成的大學傳統的基礎上，汲取近代國內外辦大學的經驗和教訓，設計出一條真正有益於社會長遠發展而又切實可行的方策？
幸謙先生訪問的這些大陸、港、台名校的校長們，作為「導航者」，憑著他們個人卓越的學識和切身的體驗，一一對形勢進行清醒的評估，對改革提出意見；有的人更擬定了振興大學的計劃。今天的中國正處在大變革之中。中國的領導者們比擬改革為「摸著石頭過河」。校長們的這些議論就是他們為治理好大學觸摸到的石頭。它們彌足珍貴，是不言而喻的。
這也是本書的價值。幸謙先生編撰出這樣一本書，實在是作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這部書的出版，給大學改革的討論提供了新的題目、新的內容，必定會對於推進改革有所貢獻。而正在轟轟烈烈進行的大學改革，乃是整個社會變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這種討論意義之重大當然是不可估量的。
（註：本文為《教育的創新與危機》一書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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