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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書還原和呈現了當年上海公共空間的面貌。 圖片由作者提供
黃仲鳴
一張報紙，每以公信力第一、能發揮輿論功能為指標、為榮。換言之，沒有公信力，或者製造假新聞、亂用輿論功能的報紙，必將受人詬罵和摒棄。不過，在「大是大非」的話題上，報紙是不是一定要遵守這個品德？
近日讀了瞿駿的《辛亥前後上海城市公共空間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二零零九年九月），我找到了答案。
這書第一章〈報紙與革命〉，探討了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上海報紙與辛亥革命間的互動和碰撞，指出：在革命前夕，革命一方利用上海報館來揚勝諱敗、鼓舞民氣、交通列國。於是，「各種宣傳鼓動之詞通過報紙四處傳播，從上海到各地再到海外，輿論中的革命在印刷機的隆隆鳴聲中應時而生」。而「日事製造利於革命之電報新聞，清吏震驚，黨人氣盛」。因此，掌握報紙這利器，對宣揚革命，確是百利而無一害。怪不得孫中山要在香港辦《中國日報》。
上文所說的「揚勝諱敗」，無非是大肆渲染戰果或製造假消息來「欺蒙」百姓。時在清華學堂讀書的吳宓，「在北京三原南館讀報時就發現《民立報》等上海報盛讚革命不遺餘力，極力鼓吹革命軍所向披靡。」而在天子腳下的「北京各報則大談戰事無憂，將軍萌昌出征即能收拾亂局」，對此，吳宓慨嘆：「外間真確消息毫未聞知，實為不妥之至。」
「不妥之至」還不止此。所謂「鼓舞民氣」的消息，亦是「欺蒙」的手段。這類消息一般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力圖渲染北軍和『滿人』的殘酷行徑，以求激發『南方』和『漢人』的群體認同，令讀報之人同仇敵愾，支持革命」；另一種「則意在激發革命狂熱，向報紙讀者製造革命已取得巨大進展，並一定會取得最後成功的印象」。即是為了革命，這種渲染新聞的手法、假輿論一定要為之了。
第三類「交通列國」的消息，主要是「刊發國外傳來的有利於革命的電文、譯稿，希望借此讓報紙讀者認為革命已被世界各大強國認同和支持」；而不利於革命的消息，當在「投籃」之列；為求目的，連蔡元培、章士釗等有聲望之士，「就曾是這類消息的製造者」。
當年上海的閱報風氣，幾到狂熱的地步。瞿駿指出，上海報館的集中地望平街，在清晨之時，各報館大門未開，「門外已聚滿了苦苦守候等報之人。革命起後望平街不單是清晨出報時人滿為患了。每天從早到晚，報館都不斷發送各類傳單，密集時五六趟不為多。到了傍晚，更會特別加印號外，報道最新消息。人們從各處趕來踴躍爭購，供不應求，片刻即罄。」「上至社會名流、精英賢達，下至商店夥計、販夫走卒每日都爭相閱讀報紙。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常能看見數人聚看一張，或一人讀餘人聽，或顧客與店員隔着櫃檯討論光復與共和。」這些人，全為報紙的消息、輿論所惑；而上海各報因能遠銷各地，對革命之成功，當起着巨大的作用。
報紙的威力，於此可見。我想，在國族主義的大纛下，報紙做假，鼓勵民氣、士氣、亦無可厚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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