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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最近，中國大陸一些媒體又在炒作一個話題：歐盟可能將解除對華軍售禁令。不但一些小報在炒作這一話題，而且就連一些有影響的電視節目也在討論這一話題。但筆者之前就曾指出，所謂的歐盟對華軍售解禁，只是一個偽命題；只要對歐盟內部決策機制稍有了解，同時對於美歐之間在亞洲政策上的溝通有一些知識就可知道，這完全是一個在近期內不可能達成的目標。
之所以這一話題在中國大陸不斷被人提起乃至炒作，除了有一些媒體不負責任（或至少是專業知識不夠）的原因，從官場文化來看，其實是折射了中國官場一種相當不健康的文化，即報喜不報憂或唯上主義。
軍售解禁：歐盟內部程序複雜
了解歐盟內部決策架構和機制的人們都知道，歐盟有三大支柱，即歐盟理事會、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歐盟理事會是由二十七個成員國組成的決策機構，所有的歐盟重大外交決定必須經過歐盟理事會的一致通過；歐盟委員會是一個執行機構，雖然行政權力很大，但卻基本上沒有在重大外交問題上的決策權力；而歐洲議會則完全沒有行政權力，但卻在議題設置和引導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
作為決策機構的歐盟理事會，迄今一直實行由成員國每半年擔任輪值主席國的制度，同時在理事會內設立對外安全和外交事務高級專員一職；同時在作為歐盟執行機構的歐盟委員會內，則在常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之外，也設立對外事務專員。必須承認，上述這些機構和崗位的設置，在相當程度上，其權力是重疊乃至重複的。這既是歐盟作為官僚機構的弊端，但在客觀上也避免了一個有幾十個成員國組成的龐大國際組織，在決策和執行程序上落入某一個大國或個人之手。
去年《里斯本條約》通過之後，歐盟又設立了歐盟總統和負責統一外交的歐盟安全和外交事務高級專員兩個職務，並將逐漸取消歐盟委員會內部的對外事務專員一職。這一調整當然是着眼於歐盟內部的整合，其中也包括在同一外交和安全事務上的整合。但在目前的過渡階段，歐盟實際上處於在外交決策上相對微妙的階段。一方面，由阿什頓擔任的「歐盟統一外長」，理論上將統籌歐盟外交大權，但她在實際可支配的行政資源上，又不得不依賴於相當強勢的執行機構——歐盟委員會。作為過渡階段，歐盟目前仍延續傳統的每半年輪值主席國機制，但實際上輪值主席國不是權力有限，就是明知無可作為而在半年時間裡心猿意馬。更重要的是，即便外交領導權問題得以解決，歐盟二十七個成員國要在對華軍售解禁問題上取得一致，也是短期內極難想像的事情。
再加上從幾年前開始的美歐在亞洲和對華政策上協調機制，即便歐盟內部能解決其問題，美國從外部對歐盟施加的壓力，或者通過歐盟內部的所謂「新歐洲國家」施壓，也都將使對華軍售解禁更為遙遠。
中國的專家們到哪裡去了？
關鍵是，從中國傳統政治決策的機制來看，中國似乎很難了解歐盟內部這一複雜的決策程序。正如鄧小平曾對美國人說，美國的決策機制就是麻煩，中國到底是該與美國總統談，還是與美國國會談（大意）。但其實，與美國相比，歐盟的決策程序無疑更為複雜。
2004年12月中歐領導人峰會前，無論是當時的歐盟大國領導人施羅德、希拉克，還是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抑或歐盟理事會共同安全與外交事務專員索拉納，都幾度表示歐盟應該取消對華軍售禁令。從中國的傳統來看，既然歐盟大國和歐盟具體領導人都已表態，軍售解禁應該已指日可待。因此，中國總理溫家寶前往海牙開會前，中國從外交部到其他有關方面都信心滿滿，志在必得。但最後，中國總理在海牙並未取得實質性突破，最後只能在回程的飛機上表示「我們盡力了」。
中國的眾多歐洲問題專家當時到哪裡去了？中國的眾多智囊機構為什麼就沒有向國務院總理提供符合實情的專業意見？其間的教訓是十分深刻的。中國的大量官方智庫及其研究人員，究竟能否做到從完全客觀、公正的立場出發，提供自己的專業意見？中國的各級官員，能否從自己的專業素養和立場出發，向上級提供經過自己調查研究後得出的真實結論？其間當然有官場機制的問題，但似乎也有官方學者和官員個人良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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