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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夫林 資深評論員
令人遺憾的是，早被內地拋棄的「抗爭哲學」，近年卻在香港大行其道，一些政黨和政治團體紛紛「以抗爭為綱」，有政黨領袖公開主張「香港要有長期、持久的抗爭」，而且手段越來越激烈，甚至把街頭抗爭的一套手法搬進議會，正處在立業黃金時代的80後也被鼓動上街「為抗爭而抗爭」，委實令所有希望安居樂業的市民感到憂慮。
1983年，全國政協首次將港澳同胞列為參加單位，安子介出任全國政協常委，他在政協大會閉幕式上即興發表了一番講話，希望祖國同胞了解香港。安子介說，香港在過去三十年形成了一個國際城市，最近幾年又成了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世界第三大貨櫃港口，貿易額居世界前二十名。論金融—時裝製衣、玩具洋娃娃、塑料花、手電筒等出口在世界考了第一；講數量—手錶、電器等出口，在世界上也排第一。回顧香港人艱苦創業的歷程，安子介感慨地說：香港能有今天是多麼地不容易。只有繼續努力，香港才能有繼續的繁榮。
香港繁榮不靠「抗爭哲學」
安子介講的三十年是1950至1980年的香港工業化時期，這個時期香港GDP高速增長，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人的工資和生活水平在此期間也大幅提升，專欄作家曹仁超說，他父親1950年在香港的月薪是27塊，到1978年已經是1500塊了。而他舅舅1950年在上海是36塊，1978年還是36塊。
香港由一塊「石頭」變成一顆閃亮的「鑽石」，香港人從和內地人一樣貧窮變得比內地人富裕了一大截，靠的是辛勤勞動和艱苦創業，老一輩香港人棲身山邊寮屋，篳路藍縷，胼手胝足，拚搏實幹，達成了香港社會和香港人的第一次財富積累。在這個時期，除了受內地「文革」影響發生過「六七事件」，香港社會很少有大的對抗和鬥爭，充其量是市民和壓力團體到港督府陳情請願。窮則思變是人之常情。變有兩種辦法，一種辦法是進行社會抗爭，搞「均貧富」的階級革命；另一種辦法是學習掌握致富的法門，自己也富起來。前者是「抗爭哲學」，後者是「創富哲學」，香港繁榮靠的是「創富哲學」而不是「抗爭哲學」。
在現實世界，任何社會都有貧富差距，任何地方都沒有絕對的公平公義，必要的抗爭是推動社會改良達致公平公義的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對話、協商可以實現同樣的目的，而且，如果不想走暴力革命道路，抗爭最後仍然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歷史經驗證明，當對抗、鬥爭成為人們普遍信奉的哲學，這個社會必然停滯不前，而且陷入「越窮越鬥，越鬥越窮」的惡性循環。
令人遺憾的是，早被內地拋棄的「抗爭哲學」，近年卻在香港大行其道，一些政黨和政治團體紛紛「以抗爭為綱」，有政黨領袖公開主張「香港要有長期、持久的抗爭」，本來要做建設性政黨的怕被罵「保皇黨」，也加入抗爭行列，政治人物更以抗爭作為爭取支持的立身之本，五花八門的抗爭活動成了香港社會的常態，而且手段越來越激烈，甚至把街頭抗爭的一套手法搬進議會，正處在立業黃金時代的80後也被鼓動上街「為抗爭而抗爭」，委實令所有希望安居樂業的市民感到憂慮。
「抗爭哲學」否認相關各方的依存性、同一性，強調和誇大對抗鬥爭的普遍性、絕對性，視政治是一方之所得必為一方之所失的「零和遊戲」。按照此種哲學，香港就將分化成一個個利益不可調和的群體，社會就將變成你爭我奪、你死我活的決鬥場。在全面衝突的社會形態下，各種社會矛盾的解決也只能是一種「恐怖的平衡」。
社民連的「二世祖哲學」
最近在網上瀏覽了社民連的政綱，這可以說是「抗爭哲學」的代表作，洋洋三萬六千字，完全不談經濟，不講發展，只在社會及民主兩大範疇裡兜圈子，侈言「透過全民參與的民主實踐，令社會經濟資源能更合理地分配」，據說只要如此，貧富懸殊就能改善，弱勢社群和基層市民就能有尊嚴地生活，香港就能成為「一個貼近西方的高水平社會」。他們簡單地將一切社會問題歸結於分配不公，主張進行全面的社會抗爭，市民向政府抗爭，窮人向富人抗爭，不勞動者向勞動者抗爭，這是「二世祖哲學」，是「坐吃山空的哲學」，難怪恆隆地產主席陳啟宗感嘆：「以前的香港，講經濟，唔講政治；今日大家講政治，唔講經濟；以前大家係創造財富，今日大家討論如何分配財富」。
香港昨天的成功和今天的繁榮，都是生產力不斷提高、生產總值不斷增長、社會財富不斷積累的結果，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的解決，歸根到底要靠發展經濟，靠社會共同創富，在發展中優化結構、推動增長，在發展中改革分配制度，達致共同富裕。港人應齊心協力把香港繁榮這塊餅做大，每個階層和個人的份額才會真正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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