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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波 百家戰略智庫理事
香港立法會確實有必要引入內部監督問責機制，應加強對議員操守與行為的監督與問責。議員體現更多的是一種「責任」，而不是一種「職業」，如果違背議員的四大責任，議員的誠信和作用將大打折扣，都不是一個合格的立法會議員。
「五區總辭」後的香港立法會議員補選將於5月16日舉行，補選議員的提名，也將展開。究竟什麼樣的議員才能符合香港的實際，才能代表香港的心聲，才能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要求？相信在經歷了前陣子紛紛擾擾和眼花繚亂的「五區總辭」、「五區公投」、「全民起義」和「解放香港」等社會折騰後，香港廣大市民應有了更多深刻的思考。然而，不管從怎樣的角度去考量未來補選議員的資格，筆者認為有一點是必須強調和肯定的。那就是要重視立法會議員的責任，即：香港立法會應引入內部問責機制，也應對在任的每一位立法會議員問責。
議會「濫用問責」不利施政
眾所周知，香港立法會是香港代議民主政制的重要基礎和平台。香港回歸後，在香港基本法和憲制框架體系內，香港立法會不僅扮演政府行政管制和策略制定的重要參謀角色，更要發揮對政府施政管理的重要監督與問責作用。由於近年香港政府行政主導的弱化，加之立法會同政府溝通合作的不足，而監督問責的強勢，使得香港政府的行政管理受到很大制約，出現一些「議而不決或決而難行」的狀況，政府高官感到行政壓力較大。誠然，立法會加強對政府的監督問責是必須的，但若「過度問責或濫用問責權」，糾纏於一些細枝末節的小事，不僅浪費時間、浪費公帑、失去效率，也會捆住政府的手腳，造成政府施政的阻力。因此，這一現象必須引起關注，在未來的立法會議員補選或選舉中，應從其結構和職能中進行科學、合理的調節。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要在立法會中引入問責機制，也讓社會大眾去監督問責立法會議員的操守和行為。
首先是對議員法制責任的問責。香港是中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行政特區。因此，應監督立法會議員有沒有「愛國愛港」的情懷，有沒有維護和實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的尊嚴。有沒有真正落實推動香港政制理性、健康和循序漸進發展的責任。
第二是對經濟責任的問責。立法會應聚合香港社會有影響力的精英，他們是香港政府施政管理的重要監督者和參政議政者。因此，應能加強與政府的溝通合作，應對香港社會與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提出戰略性、前瞻性和建設性的積極議案。因此，應對議員貢獻和落實香港經濟發展的策略與責任進行問責。譬如：去年已有機構統計各位議員在立法會中提交議案和發言的次數，這是一個良好的問責開端。
第三是對社會責任的問責。立法會議員是香港廣大民眾的代言人，應依法、理性表達民眾的訴求和社會的呼聲。促進香港社會的和諧發展與民生改善，是議員的重要責任。議員既是政府的參政議政者，也是社會民眾與政府的主要溝通渠道，因此，議員們應理性架設政府與社會民眾的溝通橋樑，正確引導與表達民間訴求，而不是煽動對立、製造分化、鼓動內耗，破壞社會的和諧與干擾政府的施政。
加強對議員操守與行為的監督
第四是對財務責任的問責。香港立法會議員的選舉產生，及其機構和職能的運行，均靠政府預算支撐，也就是說靠香港142萬納稅人的支持。立法會議員皆負有提升議政效率，節約立法會開支的財務責任。因此，應對香港立法會議員進行財務資源使用效率的問責，有沒有浪費公帑，有沒有虛耗資源，有沒有加重納稅人的負擔。比如：前陣子反對派發動的「五區總辭」，迫使政府安排5．16補選，將花費大量的公帑，就是對政府資源的浪費，是對議員財務責任的違背。
可見，香港立法會確實有必要引入內部監督問責機制，應加強對議員操守與行為的監督與問責。議員體現更多的是一種「責任」，而不是一種「職業」，如果違背上述四大責任，議員的誠信和作用將大打折扣，都不是一個合格的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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