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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璞
阿華講述的故事正好與我多年前在香港圖書館看到的一本書的回憶互相印證，那本書的書名我忘了，不過其中幾頁我複印了下來，以下就是其中片斷：
1962年初，農曆新年剛過，成群結隊的內地居民開始非法越過陸路邊境，進入香港。這些試圖闖關的人，主要來自廣東境內的廣州、惠陽、東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從外省聞風跟來的，籍貫遍及12個省區。「逃港」的高潮發生在那年的5月份，因此，當時的香港媒體有「五月大逃亡」之說。據記載，單是在5月16日那天，便有5千多人，由新界邊界剪破鐵絲網湧入香港。
地處深港邊界的大小梧桐山，成了較為年輕力壯的偷渡者首選之路。只要越過梧桐山中的伯公坳，便是香港新界打鼓嶺。那一片山野至今還為濃密的樹林和草叢覆蓋，人跡罕至，時有蟒蛇和野豬出沒。山腳下散佈着稀稀拉拉的民居，分屬元朗附近的幾個村落。村中的老人們，至今還對1962年5月中旬那段不尋常的日子記憶猶新。
由於白天有差佬巡邏，抓到了人蛇就要遞解出境，那些逃了過來的人蛇，只好都躲在樹林和草叢中，他們在內地的大饑荒中本來就被餓得九死一生，再加上幾天來在荒山野嶺之間的奔逃，再強壯的人，到達港界也奄奄一息了。那些人中，少數是在村中有親戚的，那些親人便跑了出來接應，其他村民看到那些先逃過來同胞的慘狀，也都動了惻隱之心，前來相助。於是天黑，差佬一收工，大家便帶着白天備好的食物，打着手電提着燈籠周圍走。
只見那平日黑麻麻一片的荒山野嶺，到處都是燭光燈光閃動，伴隨着人們的呼喊：
「差佬走咗啦！」
「出來食餅啦！ 」
「出來着衫啦！」
「走不出來就出聲啦！ 我哋過來幫你啦！」
那些人蛇就紛紛從黑暗中現身，他們個個衣衫襤褸，搖搖欲倒，見到這邊的村民，便像見到了親人般地撲了過來，而這邊的村民，也不管是不是自己的親友，認不認得對方，見到有人出來就趕緊將衣物和食物遞過去，然後牽的牽扶的扶將他們引下山，連夜送往市區。
根據中山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李若建的一份研究報告，1974年底，港英政府開始邊境堵截，實行「抵壘政策」。所謂「抵壘政策」，就是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越過邊境進入市區，就可以在親友的陪同下領取合法居住證件，獲得居留權。
「抵壘政策」在1978年以前似乎有效，到了1978年以後則完全失靈。逃港風潮不僅屢禁不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使得港英政府不得不在1980年10月底取消「抵壘政策」，取而代之的是「隨捕隨解」政策，即非法入境者無論在香港何處被捕，均將被送返中國大陸。
然而，1979年5月6日，一則傳言引爆了最嚴重的逃港風潮。傳言說，在伊莉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權。深圳還將在當日「大放河口」，允許群眾自由進出香港。
《1979-2000深圳重大決策與事件民間觀察》一書描述，在5月6日這一天，來自惠陽、東莞、寶安三個縣八十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像數十條兇猛的洪流，黑壓壓地撲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第二天，毗鄰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數百具屍體，景象慘不忍睹。據涂俏女士所著《袁庚傳》所述，袁庚初到蛇口時，印象頗深的是見到那片可以遙望彼岸的海水中，浮沉着逃港遇難者的屍體，他們的頭顱甚至被當地大膽的青年當球來玩耍。
時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紀檢委書記的劉波日後回憶說：「沒有辦法，老百姓衝破邊防線，他不顧了。以後就是部隊來管，縣政府、民兵全動員起來了抓逃亡，也抓不了，就是要往香港衝。」
據電視文獻片《小平十章》披露，在七十年代末，集體逃港被視為惡性政治事件，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關注。1977年冬天，復出後的鄧小平外出的第一站就選擇了廣東。在聽取廣東領導匯報逃港問題時，鄧小平突然插話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緊接着他又說：「這件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隨後，廣東省委專門派出了調查組赴深圳進行調查。結果，深圳河兩邊的兩個「羅芳村」引起了調查組的注意：當時，深圳河這邊的羅芳村，村裡農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在河對岸香港那邊的羅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更讓省委調查組感到驚訝的是，河對岸香港那邊原本並沒有一個羅芳村，居住在那裡的人竟然全都是從深圳的羅芳村跑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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