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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三月某五天》
文：梁偉詩
日本「超寫實」劇場創始人岡田利規的《三月某五天》，可能是2010年香港藝術節中最具爭議性的劇場戲碼。所謂最具爭議性，並非單單指向《三月某五天》整體演出的好壞，同時也包括台下觀眾的直接反應。且看觀賞第一場的朋友，如是說：「我昨晚看了，看到有些觀眾中途離場，聽到有的完場時說他們就像看了如故事所述一樣的爛透秀。」我回應道：「坐在我前兩行的小姐，甫開場二十分鐘已走人啦。」跟我同樣看第二場的朋友，忍不住要說句公道話：「我是覺得不錯的。但演出實在不易令人接受。」
且勿誤會本文只憑部分「用腳投票」的觀眾意願，即為《三月某五天》舉牌打分數。反倒是對於《三月某五天》竟能如此具爭議性深感興趣──沒有中間路線，只有喜歡與不喜歡，而且接受與不接受它的人又是這樣勢均力敵。如果一齣劇場表演是有點成績的話，具爭議性也是一張隱形成績表。起碼有人討論，起碼有一半人喜歡。《三月某五天》所以如此與眾不同，明顯建基於它的表演形式。
《三月某五天》開宗明義以「反情節、反演技的超自然方法，讓五男二女演繹活生生的自我、矛盾、荒謬、虛無、千奇百怪……」。當中「反情節、反演技的超自然方法」，就是讓演員以一身便服站在台中央，用輕鬆閒聊的口吻，道出他的好友在「三月某五天」的經歷：「有天他一睜眼，發現自己身在情人酒店，然後他發現自己身邊還睡着個女孩。」第三者的轉述後，敘述者又換成酒醉的當事人Minobe，講述發現自己竟與陌生女孩發生關係的驚訝：「這妞是誰呀？」如是者又再引出一名戲院女孩Miffy，講述並再現她在戲院認識「佐藤」Azuma的經過和對答。全劇就是這樣以日常生活的「閒聊」、「對話」和略帶誇張重複的身體語言和所述內容，帶動「劇情」的發展，並讓一個接一個的「素人」用他們本身的言說方式，表達日本青年的普遍情緒。而那一年的三月，赫然便是2003年美國揮軍伊拉克前的兩天。
《三月某五天》這種近乎無事發生、乏善足陳的東京青年生活形態浮世繪，乃是對照轟轟烈烈的國際戰爭的一面鏡子。日本作為美國的死忠「盟友」，國家宣佈響應出戰伊拉克的同時，東京青年卻是積極徹底的漠不關心。與酒醉男瘋狂做愛的涉谷女Yukki只關心酒店提供的安全套數量：「只有兩個？國家認為國民在一晚只需要兩個安全套？……於是我們便自行買過，這晚的活動頻率不高，只用了兩打而已。」還有寓散步於反戰遊行的街頭青年Yasui和Ishihara，一面喝着飲料一面指指點點：「這家銀行是美資的嗎？」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部分觀眾所不能忍受的，恐怕就是這種「得個講字」、「hea住來做」的表演形式。《三月某五天》似乎過於逆反觀眾對於小劇場的固有演出和敘事方法，結果造成苦心「趕客」的奇異現象。關鍵是這種「淨係聽都嫌悶」的表演形式，其實非常成功地處境化了日本青年處身極端無力、無所事事困獸之鬥。如果《三月某五天》的觀眾連看一齣個半小時的「日本風情畫」，也悶得非走不可；那麼，《三月某五天》要觀眾「設身處地感受日本社會的窒息感」的指向性便成功了一大半。導演岡田利規作為日本當代最矚目的劇場導演，這種「淨係聽都嫌悶」的戲劇語言自是其出奇制勝之道，所糅合的青年人俚語和片言隻語所涉及的東京多個地名，儼然是從自我表述甚至自言自語所建構的「東京都市生活疏離圖」。
《三月某五天》這種自我言說方式和日本都市疏離感書寫，予人相當村上春樹（乃至太宰治）之感，並得到香港青年劇評人的稱許，坦言「我終於看到寂寞的形狀」、「我反而覺得是尷尬的優雅」。從類近於長鏡頭的平淡如水，近乎日記式白描所營造的「寂寞」、「尷尬」和「優雅」，與日本小說的自我言說方式有着一種遙遠的呼應。回顧日本從現代文學以來，就有所謂「私小說」的寫作傳統，經常出現小說主人公自我剖析、自我質疑和喃喃自語的片段。當中沒有驚世駭俗的情節和口號式的對白，只有一些疑似多餘人、逃遁者、孤獨者等「素人」的平鋪直敘、三心二意、無味自責。當然，《三月某五天》決定用上這種七個「素人」流暢地口口相接、不斷轉換視角和敘述位置，本身其實是相當文學乃至於小津安二郎式的手法，不論形式或語言所指向也不是傳統戲劇和劇場觀眾。換句話說，《三月某五天》對觀眾是有要求的。
順帶一提，《三月某五天》演後網上討論踴躍，某大日系名筆引述謂《三月某五天》所以受到劇場觀眾的熱烈追捧，主要是「東京－都市－疏離」的主題因子在港依然大有捧場客。我倒以為在香港演出的日本劇場「又young又有hea味」不算多。與其說是戀日情結，倒不如說是廿一世紀青年及社會集體情緒，需要一種更獨特更像真更貼近心靈的表演形式。《三月某五天》既是東京「Y世代」生存實錄，迷失一代的超現實虛無寫真，同時也是後現代資本主義都市的世界性群像，恰恰也是「四個現代化」以後的「第五個現代化」。因此《三月某五天》的背景，不光是「那一年的三月美國揮軍伊拉克前的兩天」，也是2010年3月你我步入劇場看《三月某五天》前後的每個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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