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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1847年的龍津義學對聯（圖一）。(下圖)大鵬協副將張玉堂的拳書與指書（圖二）。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張為群
「月夕花朝，風物寧知三變事；龍城蝶夢，詩情猶繞一園春。」這是洪肇平教授為九龍寨城公園撰寫的一副對聯，現置於園內的「奕園」景區。傳說麻姑曾歷滄海三變桑田，後人以此為長壽的象徵，此處乃喻時間久長、變化巨大。現代科技令人類生活節奏、步伐不斷加快，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更換着歷史和新時代的景觀。當你踏進九龍寨城公園，走在綠意蔥蘢花香簇擁的迴廊、欣賞着雅致的亭臺樓閣、聽着似斷還連的鳥聲時，你能想像那小路邊放着的「光明路」、「光明一巷」等路牌一帶，曾經營過三十六家煙館嗎？那時候癮君子日以繼夜地點燃蠟燭吸毒，真是名副其實的一片「光明」。還有「龍津路」、「龍津一巷」等路牌所在，據說當年賭檔林立。試問眼前這片閒適景致，與數十年前的烏煙瘴氣，怎可同日而語？
九龍寨城的確擁有滄桑變幻的一頁。這個上一兩代人口中龍蛇混雜、罪惡溫床的「三不管」（中國政府、英國政府、香港政府都不管）貧民區，今天已是大好園林，設計者巧妙地將一些古物遺跡及歷史線索融入了江南風格的園林藝術中，據之，我們既可尋幽探勝，又可閱讀出一段段不平凡的前塵舊事，不但發人幽思，也教人深省。
九龍寨城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嘉慶十五年（1810），恰恰距今二百年，當時清政府為防海盜及抗外敵，在此安營紮寨、建立炮台，自此，這裡成了軍事防衛要地，如今公園辦事處前庭空地就擺放着兩尊嘉慶七年（1802）鑄造的大炮。1840年鴉片戰爭時，原駐大鵬灣的賴恩爵到任，由於他的軍銜與駐地兩不相稱，此處遂由「大鵬營」升格為「大鵬協」。戰爭結束後，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島割讓予英國，為免英人進一步侵佔，1846年，耆英奏請道光皇帝在九龍寨城築一座城池。值得注意的是城池興建費用全靠地方官紳捐獻，他們在極短時間內籌得巨款（468,693両），更迅速於翌年竣工，可見抗敵的決心。今日「南門懷古」景區陳列的「南門」及「九龍寨城」花崗石額，即屬城池的一部份。日治時期（1941-45）城牆被拆毀作擴建啟德機場之用，兩塊石額便一直長埋地下半個世紀，終於在1994年興建公園時才被發掘出來，原來的設計亦不得不因此作出修訂，我們只要對比辦事處內陳列的公園模型，立刻可見其中改動。與此同時，公園也由「九龍城寨公園」正名為「九龍寨城公園」。心思細密的朋友，必定會發現園內的一方印章依然刻着「九龍城寨公園」六個字，正好印證了萬事俱備後出現過臨時改動的這一段小插曲。
今日的公園辦事處是昔日的衙門，約建於十九世紀後期，為大鵬協府及九龍巡檢司衙署，是一所三進四廂的建築。改建為公園時，部分牆壁已毀，為了識別，復修時不沿用青磚而改以土牆髹漆繪線代替。十九世紀末，駐軍撤離後，衙府輾轉改作窮人院、老人院、義學、診所等，現在大門石匾上鐫刻的「ALMSHOUSE」，就是一所窮人院，乃由聖公會三一堂的鄺日修牧師創辦，亦即日後的「老人廣蔭院」。為了紀念這位大半生造福寨城的牧師，園內特地樹立了「鄺日修峰」。到了中日戰爭停息後，漸有露宿者在此聚居，後來還有大批南來難民湧至，居住環境惡劣，無人規管，卒淪為三合會據點，是黃、賭、毒等不法事業的溫床。就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宣教士潘靈卓（Jackie Pullinger）、韋真示東（Jean Stone Willans）及韋麟趾（Rick Willans）夫婦開始在此傳揚福音戒毒，拯救了無數沉溺的靈魂，貢獻重大，園中也樹立了「潘靈卓峰」及「韋倫峰」以作表揚。滄桑換世，聽說潘靈卓女士至今仍經常帶友人來到這裡緬懷一番，訴說她在「故城」的難忘往事。這幾位宣教士的工作側面反映了寨城近一個世紀的境遇和變遷。
故城已杳，如今依舊保留下來的，還有一些牌匾、碑刻、墨跡。其中有一方「龍津義學」石匾，上款刻着「道光丁未季秋」（按：1847年農曆九月），下款為「知新安縣事王銘鼎書」。當年義學大門的一副意義深長的對聯，今天移掛在「魁星閣」，上下聯各十七字，長長的兩列，古樸而有氣勢：「其猶龍乎，卜他年鯉化蛟騰，盡洗蠻煙蛋雨；是知津也，願從此源尋流溯，平分蘇海韓潮。」（見圖一）道出了義學宗旨，乃在指點迷津，願學子學有所成，洗盡南人野蠻之風，並據此追本溯源，繼承唐宋正統之學。聽說當年校門所對，立有一堵照牆，上書「海濱鄒魯」，寓意瀕臨海濱的香江，好比文化淵藪的孔孟之鄉。今日園中亦見此壁，但為今人的摹本。另外，當年存於天后廟的張玉堂將軍獨創拳書「壽」字、「墨緣」及指書對聯（「欲種福田流世澤，須憑心地積陰功」），已移置衙府，所謂「拳書」、「指書」，就是以綿布包裹拳頭和手指蘸墨書寫。（見圖二）提起這位大鵬協副將，就順便說說他的背景和事功吧。他可算是一位儒將，1854年派駐此地，一任十三年。期間曾以自己的俸錢捐建了「敬惜字紙處」，收集城內外的字紙一併焚燒，一為尊重聖賢創造的文化，二為清潔街道。如今公園建了一座「敬惜字紙亭」，亭中立有一方張玉堂所撰〈敬惜字紙銘〉碑，供後人閱讀憑弔。除了具傳統文化修養外，他更精通英文，同治元年（1862）參與協辦九龍半島割讓事務，並曾為《英語全集》寫序，此書現藏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在未調駐寨城前，他常往澳門公幹，在媽閣廟和普濟禪院都留下了墨跡。
如果想知道更多歷史故事，還可通過園中新撰對聯和亭臺名稱埋下的一條條歷史線索，一面欣賞，一面追尋，更是饒有興味。例如龍津亭的一副嵌字聯：「龍見海雲延宋脈，津回春水入桃源」、玉堂亭的「古堞都成佳木樹，侯王尚峙美山川」，道出南宋末年益王和衛王昺逃難到附近，以及協助他們的那位生前封侯死後封王的國舅楊亮節的事跡，而宋皇臺和侯王廟就在不遠處。當你沉醉於羅烈教授撰的「抬眼望遙岑，亦有丘樊堪小隱；披襟臨碧沼，更邀花鳥作清談」時，李鴻烈先生的「滄桑換世開新境，花鳥留人說故城」，似乎在提醒大家不要忘記這種種的變遷。（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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