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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 搬石 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
飲江出書，引起文學圈一股小熱潮。13年前首本個人詩集《於是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獲文學雙年獎，直至如今才有這本新舊作結集《於是 搬石 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 ■文、攝：武俠
書名嵌進一首新作名字，長與短，喧嘩與孤寂，像是一種角力。
「舊的那首詩很得意，有個那麼長的名，就是那麼簡單；鑲入新的『搬石』，其實是隨意的。其實選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兩個之間去選已經不容易，何況是三個、三十個？編排要不要分類、按年份之類，也沒怎麼想，都是很隨意的，這裡長點，那裡短些，輕輕重重，似乎這樣較好。我其實是沒甚麼系統的，可能是自己無法處理整個系統。」飲江說。
他居於坪洲，人少，社區安靜，生活淡然；但常常跑到喧嘩的市區，探望家人朋友。
他說自己沒甚麼系統，他的工作偏偏需要系統，並且要求精確。「器械的東西，得，或唔得，要很確定。或者這麼說，我完全是個不熟練工人。同事們都知道，我自己不夠專注，不夠條理化，應付簡單生活是可以的，但容許含糊時，我便含糊、馬虎。」他昔日在九龍倉碼頭工作了三十多年，負責修理碼頭上任何會動的機器，如鏟車、吊車、起重機等。
偏偏他是詩人。十來歲開始受新文學吸引，「三幾句排列起來，似乎便是一首詩。四句一段，寫了一段兩段三段，便自自然然以為這些都是詩，除了散文，比起小說總是容易做的。」
不是蜘蛛，是珊瑚蟲
飲江的詩十分敏感，淡然的故事裡往往有強烈的情緒。〈於是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寫假釋犯回家過節，偏偏丟失了鑰匙，家人朋友都外出普天同慶，他只能在街頭流連。從不習慣到只能習慣，在沿街的燈飾下哼著節日的調子，懷想鐵窗前的襪子。
香港詩人李聖華有一首〈詩人〉，像在描述他。（詩人是神秘的蜘蛛／在宇宙黑暗的角落上／佈滿了心的網羅／一切隱藏的悲哀／一切秘密的快樂／慣在角落上飛翔／一觸動了心網／便被詩人捉到了）
「我沒有想過自己是一個詩人，也沒想過用詩的眼光去看這個世界。哪怕已經寫了三十年詩，還未習慣以一個詩人的身份去面對這個世界。」
飲江說，他更像珊瑚蟲：「我是比較被動的，不像蜘蛛，網絡可以不停地延伸，感應這個世界的震動。珊瑚蟲的活動範圍比較小，等其他東西游過來，才郁一郁，多謝晒。」
珊瑚蟲的活動範圍有限，飲江的創作，有不少也是自己生活的細節。吃葉輝蒸魚，他寫〈把豉汁抹在㬫魚的身上〉；與囡囡玩耍，他寫〈我有面頰〉。生活細節在他筆下，卻延伸成思考的命題。
「要囡囡錫爸爸，她不肯，自己便去逗弄她。是一件好玩的事。但其實即使是一件容易得到的東西，如果無法得到，便真的得不到。這不止是自己的個人經驗，這個世界好像也是這樣。像馬尼拉人質事件，要求復職、退休金，你覺得這要求不是很多，是好簡單便可以處理的事，但得不到便是得不到。」
〈我有面頰〉寫想要一吻的面頰與想要贈吻的嘴唇，兩者即使有多接近，但不論頭轉得多快，卻無法吻與被吻。本來是與囡囡好玩溫馨的情景，筆下寫出來的，卻有淡然的哀傷。
「寫的時候有些幽默或悲傷，但好在處理時可以將幽默轉變成悲傷，但實際發生的事情，你便不能處理，只能讓悲傷發生。」
批判，還是痊癒？
飲江曾參加工人文學獎，當年的作品〈新填地〉描述一個地區的變遷。
「變遷本身就是變遷。」他說：「你想不變，但有些人想變。甚麼人想變？變是怎麼一回事？以前我們所說的變遷是很緊要的事，如社會制度的變遷，生活方式、生產關係的變遷。以前會想很多這方面的東西，以為變遷是應該的，好的東西取代不好的，新的取代舊的。但變了之後，那些好的、新的、正確的東西是否必然會出現？這是一個問題。現在不敢再想了。以前變遷成為我觀看的方式，帶有一種傾向性；現在……不要隨便去觸碰，不太輕易去贊成或反對，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經常會有很多猶豫，其實是被這些東西困擾……所謂困擾，就是不確定性。但不確定性又不行，這個世界都要繼續進行。」
當年那種傾向性的東西，認為對的便要出現，思想上較批判。這在飲江的詩中也有所提及，如〈家常〉一詩中，描寫童年時的「我」患了場大病，一個東莞婆在床前喊驚。全身冰凍的「我」聽見白糖糕的叫聲，才睜開眼睛。
（後來呢，母親／後來你批判社會／我們遠遠看著你一天天／痊癒了）
「童年的病是真事，東莞婆喊驚也是真實的，我們家常會談到這些事。長大後回看，原來我已經這麼大個了，居然還在這個世界上。我自己較喜歡的是最後媽媽遠遠看著你……可能那時我對社會的關心比較強烈，想法較激進，可是在母親的角度，講你又不聽，她沒有辦法，只能遠遠看著你，幸好你跨越了，痊癒了；但是在我的角度看，可能我尚未痊癒，可能還帶著某些病毒。」
對於變遷的思考，批判的思維，發生在飲江十五、六歲之後，當時的香港、中國內地甚至全世界，都處於一個變遷的年代。「那是六十年代，所謂的火紅年代。到了八十年代我便靜了，可能是追不上吧。」
看看另一個海洋
如今的飲江，稱自己馬虎與隨便。
「我很怕被要求是一個詩人。作為一個詩人，你要用詩去要求這個世界，但我不知道該怎樣去要求，寫詩其實都很隨便。」
寫生活細節的東西，他說：「慶幸在身邊遇到這些朋友，喜歡這樣的處境。」
他寫〈七段狐言〉，借用《聊齋》裡的狐妖故事，寫女子在月色下除下頭來對鏡梳理，男人醒來看見一切。
（「你怎不尖叫？」／她愣愣的，問／「是你的頭／又不是我的頭」／愣愣的，他答）
傳統的聊齋故事，在他筆下，演化出更具幽默的解說。
「這可能是《巴黎野玫瑰》這齣戲引起的。戲中講一個作家在沙灘上負責看管維修物業，一名女子到來。戲中有一場很長的床上戲，到了尾聲，女子拿起附近的一疊稿紙讀起來，發現了作家文字中的好處，從此改變了那個作家，用一種很暴力但美麗的方式。再加上其他，如《聊齋》、自己的個人各種經驗，便有了這組詩。」
但多年來他詩作不多。13年時間，創作出來的數量不夠出一本結集。「我不是經常寫，一年幾首而已。我其實是較隨便、懶惰的人。」
寫得少的原因？「有時寫了第一句，又是那樣，你已經知道最後一句會是怎樣，都是差不多，自自然然便寫少了。但寫的慾望很大，只是寫出來的東西要自己都覺得過癮。」
他期待新鮮的東西，「想走遠些，看看另一個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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