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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二○一○年初一次在立法會大樓外的讀書會上，董啟章、廖偉棠、鄧小樺、謝曉虹和我各自選擇作品向眾人朗讀並作簡單分享，我選讀了何達的〈難道我的血裡有非洲的血統〉一詩，那是我十分喜歡的作品，而且也覺得很適合在當時朗讀。
五十年代後期，非洲爆發連串民族獨立運動，多個國家脫離殖民統治而獨立，何達在〈難道我的血裡有非洲的血統〉及〈非洲的呼聲〉等詩作，把非洲的鬥爭者視為同路人，批判帝國主義的掠奪。就詩而言，部分宣言式句子不免淡化詩質而近於口號，但像〈難道我的血裡有非洲的血統〉一詩開首四節逐漸次遞的想像，以類比語言把自我、民族與共同命運者結連，還有〈越南的少女〉、〈最寂靜的時刻〉等作，都是真正具鬥爭意義而同時富有想像的詩。
在《何達詩選》中，還有一輯詩名為「沉重的時代」，是對香港現實社會的觀察，寫貧困兒童、失業者、勞校學生、船塢工人，在記錄性的反映現實以外，更以時而憂思重重，時而戲劇性的轉折，檢視生命和人性的價值，超越了一切既定的概念。
何達大概已為今日的讀者所遺忘，他實在是十分出色的詩人，著有《長跑者之歌》、《洛美十友詩集》及《何達詩選》等詩集。他在一九四二年考入西南聯大，組織新詩社，積極參與大後方的詩朗誦運動，勝利後轉入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四八年八月來到香港。他後來在〈學詩四十五年〉一文說：「五十年代，是令人振奮的年代。……從早晨到早晨，都洋溢著新生的熱情。」他來港初期詩作〈我的感情激動了〉特別可見對新時代的熱情：「像工廠一樣／我冒煙了／我發電了／我創作了／我快樂了／我的力量被解放了／我是一個自由的公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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