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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蒯轍新作《中國大轉型》
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正當中國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兩大動力引擎，引領著世界經濟劈波斬浪之時。2008年9月，美國這架經濟引擎在一聲巨大轟鳴中失去了動力，因美國次按危機不斷深化而點燃的世紀金融大海嘯，以排山倒海之勢爆發了，華爾街金融危機快速席捲全球，重創世界經濟而陷於衰退的邊緣。中國經濟亦受到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全球性的信貸緊縮，經濟衰退，使中國的出口市場迅速萎縮，經濟增長也失去雙位數的增長動力。為避免如1929年般全球經濟大蕭條的重臨，美歐及中國等各大經濟體開始了步調一致的強心針策略：全面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方使全球經濟成功避過急速通縮的蕭條危機。中國的積極財政政策與適度寬鬆貨幣政策，及4萬億拉內需、保增長策略成效顯著，2009年中國成功「保八」實現8.7%的經濟增長，並為全球經濟的復甦增添了動力，貢獻增長率達1.6%。
蒯轍先生的新著《中國大轉型》是又一力作和時代新語，書中系統收錄了蒯轍先生近1年多來的重要研究成果。他深入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發展的影響，以及中國經濟發展所累積的矛盾和經濟發展瓶頸。並全面闡述了中國大轉型的必然和迫切，以及轉型的思路和方向。
中國站在歷史的關鍵時刻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世紀金融大海嘯雖沒有出現大蕭條的危機，但它已充分暴露出近70年來，全球經濟與產業發展失衡、資源錯配、價值鏈脫節等深層矛盾。全球金融危機的表象背後是因西方產業價值鏈的發展失衡，過度透支消費全球實體產業利潤而爆發的深層次的經濟泡沫危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長期控制產業價值鏈的高端「資訊科技業和超級金融業」，產業鏈的全球化延伸，使其忽略了自身實體經濟的配置和增長。加之低儲蓄和高消費的生活習慣，長期透支了發展中國家的實體經濟增長能力和美國自身的信用安全邊際，形成高信用槓桿持續放大的高風險金融危機。而發展中國家則出現內需消費嚴重不足，實體產業處於低端、高耗、高污染比重偏大，科技創新嚴重不足，產業結構極不平衡的局面，也形成了較大的產能過剩，及經濟增長過度倚重外需和基建投資的瓶頸問題。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和世界供應鏈的超級工廠，也迎來了產業與經濟「大轉型」的重大挑戰和歷史機遇。這也正是《中國大轉型》一書中所要揭示、應對與解決的問題。
中國經濟日益的崛起，已凸顯了中國在G2結構中全球穩定的價值定位與經濟動力，中國又再次站在了一個歷史性的關鍵時刻。就在美歐迷茫於「二次衰退」的憂慮之中，就在中國躊躇於「調控與穩增」的兩難境地。是的，中國已再次迎來了轉型發展的嚴峻挑戰和歷史機遇，為了實現新的經濟騰飛和大中華的真正崛起，中國必須盡快轉型，必須進行深層次和更全面的大改革與大轉型。而這一次的「大轉型」，還不僅僅是產業結構的升級與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型。還必須包括與之相適應和配套的新思維的轉型、政治體制的轉型、管理體制的轉型與微觀運作機制的轉型等等。現實的中國已面臨太多的困難和挑戰，經濟的發展已暴露和發酵出很多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如：東西部經濟落差的問題、城鄉差別的問題、三農問題、貧富懸殊問題，以及基層民生和人權與尊嚴問題等等。而這一系列的問題都呼喚著政治改革的深入、陽光政務的暢行、高官問責的落實、社會事業的改革、基層民生的發展和法制精神的強健等等。
中國產業結構將全面升級
後金融危機時代已經來臨，隨著全球產業與經濟結構的重整，西方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作為世界大工廠的中國，傳統製造業和國際貿易市場已遭遇挑戰和瓶頸，中國必須在危機中抓住機遇破繭而出。如果說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一次大膽嘗試和成功轉型；那麼這次的中國大轉型將是中國產業結構由粗放、低端、高耗，向高新科技、高效、節能和環保的一次全面升級；也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由出口導向和投資拉動型，逐步轉向加快內需市場發展和區域經濟全面開發帶動為主體的一次根本大轉型。更將是中國政治生態、社會生態和法制生態的一次根本改良，和實現「大轉型」的寶貴歷史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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