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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中美之間要產生互信，亟需加強互相了解，而了解則必須跨越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表層，切入到對方國家的歷史、宗教和文化的深層。另外，在中美之間需要倡導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那就是：以對方的眼光看自己，以變化的眼光看對方。
美國跨黨派的「美中經濟與安全檢討委員會」日前發表年度報告，對中國在導彈軍事、經貿和互聯網等領域對美國可能形成的威脅提出警戒。美國方面對中國國力和軍力的發展表示關注和擔憂已非自今日始，從中也再次折射中美戰略互信的建立，尚需要作相當程度的努力。
「利益相關者」思維依然有用
幾年前，時任美國常任副國務卿的佐利克首次將中美關係定位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預示著美國決策層對華定位的戰略性調整。遺憾的是，這一戰略未能繼續深入下去，無論是佐利克本人還是美國高層，都出現了人事變動，因此這一戰略思想也就無果而終。但實際上，這一戰略思想經歷的曲折，也折射了中美關係在中國崛起背景下的錯綜複雜。
筆者六年多前曾撰文提出「中美關係三個層面論」，認為撇開中美每天日常接觸的表層，與中國「入世」的時候相比，以兩國在反恐和朝核問題為標誌，中美關係已經進入「利益共同體」的中層結構，但這一結構尚十分脆弱，因為在中美關係的深層結構裡，依然存在著潛在戰略衝突的風險。所謂中美潛在戰略衝突，是指中美關係乃本世紀最複雜的一組大國關係，其中既有隨著中國崛起而產生的綜合國力和全球地位的競爭，又有原始意識形態的衝突；同時，這組最複雜的雙邊關係又從帶有後冷戰時代的特徵，合作和對抗兼而有之，因此充滿變數和不確定性，雙方也分別對對方充滿猜疑和疑惑。從這個意義上說，隨著佐利克上任後提出中美「利益相關者」的概念和模式，中美在消弭潛在戰略衝突方面的互動，早一天開始比晚一天開始要好。
需要建立全新思維方式
必須承認，中美近年已經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溝通和磋商機制，其中有包含元首熱線和互訪在內的非常規機制，也有包含人權對話、經貿聯委會、防務對話和國會對話在內的常規機制，以及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美的對話框架不可謂不全。但中美之間經常發生的各種看似孤立的事件，卻常使得上述框架性機制陷於「無用武之地」的處境，其間原因不在於對話框架本身，而在於中美之間依然缺乏互信，而互信的基礎則是雙方的了解。
有一個真實的故事說：一位美國學者看到中國的少先隊員宣誓，高喊「為共產主義時刻準備著」時，大驚失色，認為中國仍在向兒童灌輸共產主義思想，因為在美國宗教宣誓是一件很神聖的事情，也是一生的承諾。又有美國人見到中國政府官員，問他們是否仍讀《共產黨宣言》。同樣，對中國的百姓甚至知識分子而言，一個最大的困惑是：作為全球最大民主國家的美國，為什麼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霸權國家？伊拉克戰爭和中亞「顏色革命」集中折射了這一點。
凡此種種都顯示，中美之間要產生互信，亟需加強互相了解，而了解則必須跨越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表層，而切入到對方國家的歷史、宗教和文化的深層。另外，在中美之間需要倡導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那就是：以對方的眼光看自己，以變化的眼光看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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