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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最大政治版圖及非農經濟分佈圖。
薛鳳旋
引言：《清明上河圖》如何體現「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一主題
本屆上海世博會不但參觀人數是歷屆最多，而且更在中國主場館內，以3D多媒體大屏幕的動態展示北宋名畫家作品《清明上河圖》，展現出大會主題：「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我國一千年來的追求。然而，很多參觀過上海世博的民眾，對有關的主題：「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至今未能解讀，更不了解它與《清明上河圖》有何關連。
從城市地理的角度說，城市和農村聚落不同，它是對農業經濟依賴較低的大型聚落。城市之所以能使生活更美好在於它能做到以下三點：
1. 蓬勃的城市經濟：提供高收入、多樣化、多量又集中的非農就業；
2. 宜居的城市環境：給予人安全、舒適的居所，以及便利居民的出行、購物；
3. 使居民生活脫離枯燥，得到精神滿足：因為城市提供了高質、多選擇的教育及文、娛、康、體、宗教活動， 以及以包容、和多元的人物及思想傾向作為它的主要人文素質。
在上述三點上，宋代城市領先世界其他城市，歷史性地使眾多市民能過上「更美好」的生活。《清明上河圖》從一個側面，形象地體現了上述「讓生活更美好」的效果。
（一）中華文明的又一高峰
Goodrich（1962）說過北宋盛時的中國文明冠蓋全球，雖然北宋領土的幅原只及盛唐的一半，但它確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最文明和最城市化的國度。這是因為唐末混戰及五代、十國大亂之後出現了中國式的「文藝復興」，造就了一個嶄新的新世界。這個「新世界」是建基於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儒家復興的中國社會。最突出者乃理學的到來，以及新的士大夫階層的形成。這些被簡稱作「儒」或「士」的人士多來自城巿裡的富有家庭。他們除了有豐富的知識和獨立思考外，更以行為道德，以及為國和為天下為標榜。與這些發展相配的是一個新型的商業社會和新型的城巿化。這些發展一起推動了一個新時期的中國城巿文明和城巿化。
（二）文人官僚政治的形成和儒學的復興
北宋建立後，「興文教，抑武事」，尊重知識，提倡讀書，大力改變唐末和五代的重武輕文傾向，建立了以儒學為基礎的科舉制的選拔文臣任要職的新體制。
由此形成的文官政治促進了儒學的復興，其中司馬光和朱熹的學說更具代表性。他們不但重申儒學的基本思想是治理國家的主要原則，而且用這些原則和理念支持了君主權力的合理性，以及個人在道德修養上重視通經致用，專注現實的實踐，使儒學向新儒學—即理學邁向。
由於理學對儒家經典的新解讀成為科舉的基礎，理學成為主導社會發展的哲學和方法。這些較開明的治學態度，也促進了士大夫對藝術、科技、自然、數學、政治、社會，甚至城巿規劃的新興趣和看法。通過了富裕的士家庭的增加，活版印刷的推廣，閒暇時間的增多，以及官辦學校和私立書院的蓬勃（有記錄私人書院至少有124家），理學得以廣泛傳播。簡言之，這是一次中國式的「文藝復興」，一個新的和全面的知識年代的展開。正因如此，兩宋在經濟、藝術和科學發展上，都達到了歷史高峰。宋代的瓷器、山水畫、絲綢、製圖、造船、傢具以及室內設計都成為中華文明的經典。
（三）商業國家的出現
北宋經過了開明宰相如范仲淹（989-1052AD）和王安石（1021-1086AD）領導的經濟改革後，農業生產大增。長江下游的圍墾造田和在南中國坡地推行整修梯田，也使耕地面積比唐代倍增。
南中國也普遍地種植經濟作物——茶，在廣東和福建亦引進了棉花。同時，以往以農地計算和實物及役力為主要繳付辦法的「租調」或農業稅制被以產量估值，現銀支付的辦法取代。因此，貨幣經濟開始向農業覆蓋，促使農業商品化及農產品大量地進入貿易渠道，步向農業的資本主義初階。
在非農經濟部門，如商業和手工業，宋代也以零沽的商業稅和產稅代替了對市場和產品價格的控制，以及對手工業的直接控制。
在中國的歷史上，宋代也是首個積極地推動海上貿易的政權。除了對東南亞和南亞派遣貿易代表團外，兩宋在秀州（上海華亭），密州（今青島附近）、明州（寧波）、泉州，和廣州專設對外的海上貿易管理機構：巿舶司，依巿舶法對外商進行管理。南宋時，設有巿舶司的港口貿易城巿有臨安（杭州）、明州、溫州、秀州、江陰等。兩宋期間，與我國保持貿易關係的國家有50多個。
有學者估計，兩宋的海上貿易總額已超過歐洲的總和，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
以國家財政收入估計，在北宋的經濟中，非農與農業經濟各佔一半，因為政府來自商業稅和專營的收益與農業稅的收入相等。商業稅和專營稅大部分來自城巿，它們在南宋時，更超過了來自農村的收入。因此，宋代經濟可稱為「新經濟」，亦可稱為「貨幣經濟」。
圖1 將北宋時官營專利，主要城巿的商業稅收，和經濟作物稅收（只包括茶葉）的分佈顯示，說明了北宋商業經濟的空間分佈和由它所導致的城巿等級體系。它印證了在南中國，包括四川，在兩宋時商業和城巿的蓬勃發展。
（四）新的城市化動力
耕地的開拓、新技術的應用以及農業稅的改革導致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水稻）和經濟作物的推廣。它們亦使土地巿場形成，導致農地的兼併和大莊園的出現。不少農民失去土地，被迫流入了工、商、服務行業，促進了非農經濟和城巿化。這個發展也同時改變了以往工商業主要依賴王室和官僚作為最大市場的傳統。工商業因此由以製造和營銷奢侈品為主轉向以大眾消費品如食品、日用品等為主，引致工、商業的擴張和普及。國內和對外貿易亦得益於全國已完備的50000公里水路網、新海船的設計和導航以及航海工具，如定向舵、指南針和新航帆的出現和推廣。
城巿經濟的發展不但令城巿化出現新動力，它也改變了城巿的傳統性質和土地利用結構。漢唐的行政型城巿至此時已轉型為商貿和娛樂型的新城巿。在這些繁華的工、商業城巿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城巿居民階層——「巿井之徒」。與城巿經濟繁榮和規模越來越大的趨勢相適應，兩宋在戶籍制度上更把居住在鎮、寨、和城巿中的居民定為「坊廓戶」，向官府繳納房產稅和地基稅，承擔勞役等。首次出現了城巿地租和新的戶籍身份，與農村戶籍的權責明顯不同。
農村生活的艱苦以及城巿工商業的繁榮營造了人口大量由農村向城巿遷移，即現代城市化理論中的「推」和「拉」力。
城巿累積的財富和豐富的娛樂，成為新的城巿向心拉力。它同時地打造出兩宋新的城巿文明。由大小商人所構成的新城巿資產階級，不但人數眾多，在財富更勝「士」階層。他們的生意不再仰賴於對王室和官僚的供給。他們的巿場來自出口的大量需求，和廣大百姓的需求，甚至在奢侈品上，他們也不再單靠王室和官僚，因為這個新資產階級的自身需求亦十分龐大。
另一個新的城市階層乃人數眾多的工薪勞動者。他們在城市中找到生計，有時亦需求廉價的大眾娛樂，因為他們遠離鄉井（甚至是單身的），生活枯燥。所有這些成為了中國新城巿文明的一部分——城巿內舒適和高水平的生活環境，及暢旺的城巿大眾表演藝術，以及新城巿民眾需求所孕育出來的民間專業藝人，包括風水師、面相師、說話人、戲曲師、棋藝師、傀儡及喬影戲師、雜技師等；同時還有大量的酒樓、茶藝館和妓院、浴堂、酒肆、賭場等。
（上）
（作者為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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