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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劉夢熊
準確完整地理解「一國兩制」，建制派構建話語權戰略的原則，首先是要堅定不移地認同和擁護「一國」，其次是要靈活掌握「兩制」的差異性。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是辯證的統一。原則性決定靈活性、影響靈活性、限定靈活性的範圍。靈活性為原則性服務，是實現原則性的手段。原則性是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性，離開了靈活性，就沒有真正的原則性。建制派構建話語權戰略必須反對藉口堅持原則性，抹殺任何靈活性，把原則性當作僵死的框框和教條；也要反對藉口靈活性，實際拋棄原則性，把靈活性變成喪失原則立場。
建制派構建話語權戰略的原則，首先是要堅定不移地認同和擁護「一國」，這是一條最基本的準則，任何時候都不能有絲毫的含糊和搖擺。認同和擁護「一國」，就是要真心實意地擁護祖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
必須堅定不移地認同和擁護「一國」原則
在香港，表面上看起來反對「一國」、分裂國家的意識和勢力沒有太大的市場，但由於英國在撤離香港之前「民主拒共」、「還政於民」的部署，其目的就是要把香港變成形式上回歸中國、實際上卻與中國區隔的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加上回歸後美英等西方勢力一直在對香港反對派施加影響，而且「台獨」、「藏獨」、「疆獨」也隨時窺伺時機，因此一有風吹草動，反對和否定「一國」的沉渣隨時會泛起。
例如在香港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過程中，2002年12月9日，由現在的公民黨副主席梁家傑擔任主席的香港大律師公會，就公然批評特區政府「沒有最低限度的確認一個推動分裂國家的運動有可能是一個民族正當地行使民族自決權，並因而構成一個正當的政治訴求」，為分裂國家張目。在香港反對派反對23條立法的抗議活動，乃至2003年七一大遊行中(其中混入了法輪功、「台獨」、「藏獨」、「疆獨」等勢力)，反對派都明目張膽打出「還政於民」的口號。23條立法之所以失敗原因固然複雜，包括亞洲金融風暴、沙士肆虐的影響，但最核心的問題，仍然在於香港社會還沒有真正確立「一國」的意識和責任。
公社兩黨搞的「公投綁補選」，乃抄襲陳水扁「公投綁大選」，與當年陳水扁藉推動「公投制憲」搞「台獨」，屬同一個模式，走的也是同一條路，背後的意圖是謀求獨立和分離。針對「五區公投運動」對抗中央、對抗「一國」、對抗《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本質，愛國愛港資深評論員利用各類傳媒平台一針見血揭露和抨擊「五區公投」公然視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完全是「獨港」所為，從而把握了堅定不移地認同和擁護「一國」的話語導向，引導香港輿論和政治生態朝著符合客觀事實，符合「一國兩制」，符合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方向發展，避免了「黃鐘毀棄，瓦釜轟鳴」的情況。
香港回歸以來，國際反華勢力始終沒有放棄打「香港牌」，透過多種方式對香港進行干預，以便對中國實施遏制和圍堵戰略。對此，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特別強調：「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澳門事務。」這反映中央早已洞察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西方反華勢力介入香港政治，與回歸前港英殖民當局「主權換治權」、「民主拒共」、「還政於民」等部署一脈相承，勢必破壞「一國兩制」，影響香港繁榮安定，不利於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絕非港人之福。因此，建制派構建話語權戰略的原則，首先是要堅定不移地認同和擁護「一國」，如果每逢捍衛「一國」主權的重大鬥爭，建制派在這一原則問題上都韜光養晦、低調處理、「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怎麼能樹立鮮明的愛國愛港者堅定可信的形象呢？
捍衛「一國」原則決定話語權的靈活性
建制派只有真正堅定不移地認同和擁護「一國」原則，才可能掌握「兩制」的差異性，在策略上讓話語權的靈活性為原則性服務。因此建制派政黨必須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有機地、巧妙地結合起來，學會一切有利於打擊反對派及其背後西方勢力、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博弈手段和策略，掌握反對派已經擁有或可能擁有的一切博弈手段和方法，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使各種博弈手段和策略互相配合起來。特別是在香港邁向普選的轉折關頭，應以最快的速度變更策略，用新的博弈形式代替舊的博弈形式。實踐證明，當建制派正確地把原則性和靈活性有機地結合起來的時候，愛國愛港力量就會順利發展；反之，把這兩者割裂和對立起來，愛國愛港力量就會遭到不必要的損失和挫折。23條立法失敗，以及反對「五區公投」和2012年政改取得勝利，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2012年政改峰迴路轉、柳暗花明，體現中央對香港的決策，已經不拘泥於一時一事，而是將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將具體的事務與大局聯繫起來作宏觀考慮，變得更加高瞻遠矚，果敢創新，與時俱進。中央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果斷拍板接納區議會改良方案，令形勢大逆轉，不僅避免特區政府管治出現危機，而且將改善香港的政治生態，促進港人與中央互動互信的關係。政改的突破，對推動香港最深層次矛盾積極轉化，對加強香港與中央互動互信的關係，對在波譎雲詭的政治博弈中孤立、打擊對抗憲制的勢力和爭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改善香港的政治生態，都具有重大和深遠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尤其中央「求大同，存大異」的大度，對未來兩岸和平統一的談判也起到了正面的示範作用。
對於建制派來說，中央在2012年政改中將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具有深刻的啟示作用。建制派捍衛「一國」原則性決定話語權的靈活性，因為只有真正捍衛「一國」，才可能問心無愧地實施靈活的話語權。同時，離開了靈活性，就沒有真正的原則性。
建制派實施靈活的話語權，還必須做到一種境界，那就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以及「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前者是林則徐名句，後者是鄭板橋名聯)。例如，在敏感的政治問題上，建制派不能「失語」，必須掌握敏感政治問題的話語權，但這需要道德勇氣，而道德勇氣來自對國家的忠誠，來自對「一國兩制」準確的完整的理解。當然，掌握敏感政治問題的話語權，有時難免被人誤解乃至側目，甚至會遭到來自自己營壘的冷槍和暗箭，陷入魯迅在《彷徨》中所說那種「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的境地。但只要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一國兩制」、有利於扭轉「六四格局」，有利於讓愛國愛港力量緊緊掌握香港的管治權，真正落實鄧小平關於「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建制派必須做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出自《孟子》的這句話的意思是：反躬自問，正義確實在我手裡，就算對方有千軍萬馬，我也要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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