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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昭畫像。網上圖片
李恩柱
在古代文化界，有幾位女性頗有聲望，比如後漢的班昭，又比如唐代的宋若莘（《舊唐書》作宋若華）。這兩位的名字，一般少識字的國民並不知曉，其實她們對古代婦女地位的認可和規範，比呂后和武則天有著更為廣大的影響。
《後漢書．列女傳》曰：班昭，一名姬，字惠班，是班彪的女兒，《漢書》著者班固的妹妹，扶風曹世叔的妻子，博學高才。曹世叔去世得早，班昭很有德行。其兄班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完成就去世了，漢和帝命班昭續完這部著作。班昭多次被召入宮，為皇后貴人講學，又給劉向的《列女傳》作註，號曰曹大家。
史冊對她幫助其兄續成《漢書》一事多所稱道，殊不知她的《女誡》對後世的影響遠大於此。班昭生於光武帝建武年間，那時豪族地主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族權、父權和夫權的力量也有極大加強。為了使即將出嫁的女兒們少遭受些挫折，班昭把自己做媳婦的經驗和對生活的理解寫出來，成為《女誡》，並用它來教導自己的女兒。
可能《女誡》適應社會的需要吧，問世不久，就走出了私人教科書的狹小天地，成了通用的女子課本。明末清初儒者王相把班昭的《女誡》、唐代女學士宋若莘的《女論語》、明成祖徐皇后的《內訓》、自己母親劉氏的《女範捷錄》（又稱《女範》），合稱為「女四書」。
《女誡》是我國第一部以儒家正統思想闡述女性教育的專著，共1600字，全書以卑弱、夫婦、敬順、婦行、專心、曲從和叔妹七個方面闡述了女性應遵循的封建倫理。今日人們常常提起的「德言容功」，就出在《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專心第五》則云：「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
此類文字，歷史上的男性撰著常常樂此不疲，但從一位才貌兼備、有地位的婦女口中親自說出，則是第一次。女性素來為男性瞧不起，聖人孔丘把女人和小人並列。西哲亞里士多德認為女性本身的痛苦是由其性質決定的。古代男性皇帝後宮佳麗動輒成千上萬，女皇帝武則天討了幾個面首，就被世人舉為奇淫的典範。男權控制的世界，男性對政治、經濟、文化都有決定大權，女性無參與的權力。沒有權力參與，便低眉順首，便忍氣吞聲，便默默忍受，只能使持權者更加猖狂，女性的悲劇程度更加深刻。在男權社會，男人會把無數的網罩在女性身上，如果女性自己始終不做掙脫的努力，作繭自縛，只能悲上加悲。《女誡》以女性自我束縛認同、適應男性社會，結果只能越來越失望。
17世紀女性主義者普蘭．德．巴雷說：「所有男人寫關於女人的書都應加以懷疑，因為男人的身份有如在訟案中，是法官又是訴訟人。」這可算是閱讀的一個經驗。然而一本書如果出自女性之手，也就是女人寫給女人看的書，讀者並不做如是觀。由於作者本身是女人，那內容就多了一份誘惑。在女性讀者看來，完全可以放下警惕性，全盤地接受。所以以此看來，中國女性的附庸地位，一方面是男性社會決定的，就其程度來說則與女性本身也有關係。這一點似乎與覺醒者不同。法國的西蒙．波娃是一位女性作家，寫了許多關於女人的書。她不是憑藉作家的話語權力宣揚女人應如何做，而是告訴世界女人是什麼。這需要異乎尋常的勇氣，是班昭等人所沒有的勇氣。一個人，沒有這種勇氣是很難對自身做出客觀評價的，只能依附於他人。
班昭憑家庭背景、知識才幹，登上高位成為既得利益者後，不是檢討社會，卻使男人奴役女人的世道更加合理化。即使她當初撰寫《女誡》的目的在於教育女兒，後人也會抱有微詞——因為後來的統治者使《女誡》變成鎖住女人靈魂的枷鐐。她屬文的心理對她個人而言雖然很正常，但無論如何也是女人本身的一種悲劇。唐朝的宋若莘也可作如是觀。宋若莘是宋廷棻的女兒，入宮後談經論史俱能稱旨，博得皇帝的稱讚，與班昭頗有相似之處。入宮後著《女論語》十二章，全為男性社會下如何做女人的準則。她們的舉動，與五代時窅娘纏足跳舞迎合男人是無異的。一部中國史，是女性的被奴役史，是男人的發展史。史如何作成現在這個樣子，所有女性都該思考。這個思考不是要咒罵男人，而是女性對自身的檢視。只有如此才是自身發展壯大的正途。
當然，在社會文化結構不發生突變的情況，即在族權、父權、夫權不除的氛圍下，《女誡》思想很難連根拔掉。但反思不反思，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否則做了悲劇人物還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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