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魏源畫像。 網上圖片
李恩柱
魏源（1794-1857）名遠達，字良圖，號默深。關於他，人們已知曉其深刻價值。1957年紀念魏源逝世100周年的時候，馮友蘭先生即稱其為「十九世紀中期的中國先進思想家」。後來的論者不僅看到了他思想先進的一面，更沒有忘記他愛國的一面，「偉大愛國者」之類的稱號，在相當多的研究中出現了。
的確，魏源思想的根本核心就是愛國。無論是編輯《皇朝經世文編》、《聖武記》、《海國圖志》，還是《元史新編》，魏源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使中國走出孱弱，奔向富強。
真正的愛國行為，模式有多種：為國家的生存和發展，拋頭顱灑熱血，是愛國；真心謳歌祖國，以激起大眾的熱忱，是愛國；默默奉獻，培育實業，是愛國；反省固有文化之弊，眼光投向外界，汲取另一種文化的營養，深根固柢，壯大自我，也是愛國。不同的是，前幾種模式，人們耳熟能詳，後一種則容易使人誤解。持這種模式的人，往往也受到客觀上的限制，之一就是必須既了解自己國家的文化，又要知曉異邦文化，因此人數不會很多。
魏源的著作涉及很多領域，如政治、地理、歷史、文學、佛教。在做賀長齡幕客的時候，魏源主持編纂了120卷的《皇朝經世文編》一書。這部書由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出資組織，始編於1825年，1826年冬天完稿。這部著作，掃刷了當時的空疏學風，使學者們轉向從事實際社會政治經濟事務。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又編纂了《聖武記》和《海國圖志》。這是兩部大書，尤其《海國圖志》，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失敗以後，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與侵略者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同月，魏源發憤完成了共十四卷的《聖武記》。此書利用清朝歷代武功的歷史，探索清朝統治盛衰大勢，為反抗侵略提供借鑒。清史專家王鍾翰教授說：「本書之所以題名為《聖武記》，表面觀之，似乎在大力歌頌清前期列祖列宗開國創業的神聖武功與輝煌戰績；仔細按之，鋪陳往事適足以揭示厥子若孫之虛弱無能，亟宜改弦更張，急起直追，以紹承先業。」這話很有道理。在《聖武記》卷八中，魏源提出，要傳揚國威和維護生存，中華民族「不師外洋之長技，使兵威遠見輕島夷，近見輕屬國，不可也」。我們常常覺得魏源在《海國圖志》才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其實可能忽略了這兩部著作是同一思想指導下綻放的不同色彩的花朵。
至於《海國圖志》，更為人們熟知。魏源寫作《海國圖志》之時，正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之日。危殆的局勢，使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們渴望了解外部世界，也使人們更加重視時事政治。《海國圖志》這部巨著，如實向世人介紹了世界各國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等情況，同時將「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作為一個重要課題提出來，並且具體闡述了「師夷」、「制夷」的內容。在魏源看來，「師夷長技」的前提是「悉夷情」，「師夷長技」的最終目的則是「制夷」。夷之「長技」在軍事方面的內容有三點：戰艦、火器、養兵練兵之法。除此之外，在經濟方面、政治制度方面也給與了注意。魏源認為西方民主章程「可垂億世而無弊」，不過他沒有提出要不要學習。但那種嶄新的觀念卻影響深遠，後來的洋務運動等等都是走在魏源開闢的道路上。
《元史新編》成書於1853年7月，魏源生前沒有刊刻。
魏源的著作，在當時的中國是振聾發聵的，中國近代的民主啟蒙，或直接或間接、或深或淺受到了魏源的影響。像《海國圖志》，初刊行時為五十卷本，1847年增補為六十卷，1852年再增補為百卷本。自刊行至1902年，刊刻十數次。洋務運動的中堅分子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說：「近人邵陽魏源，於道光之季，譯外國各書各新聞為《海國圖志》，是為中國知西政之始」。
然而也不能不看到，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依然籠罩在天朝上國的氣氛中。從皇帝到一般民眾，仍然夜郎自大。道光年間，俄國科學院通過教會使團贈送給中國一批俄文書籍，其中不少是關於俄國歷史、地理、經濟、民情等方面的書籍以及軍事、數學等實用性較強的著作。清政府接受後就封存起來了，直到1858年，咸豐帝才圈出其中有關「地輿圖畫」方面的四十一種命人翻譯，以備查考。1869年，總理衙門才組織人力將書目譯出。在這樣的環境下，魏源的著作自然不會引起很大的社會回應。《海國圖志》刊行後，魏源曾托好友朱琦將書上呈清廷，朱琦寄詩抒懷，其中云：「況聞茲書出，市賈紛雕鐫。輦下諸要人，爭買不計錢。天聰倘易達，無俟予小臣。特此謝魏子，久要愧前言。」朱琦先說了《海國圖志》出版發行時的盛況，後幾句則隱約說明託付之事未果。咸豐八年（1858），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將《海國圖志》推薦給咸豐皇帝，他在奏摺中說：「臣所見有《海國圖志》一書，計五十卷，於海外諸國疆域形勢、風土人情，詳悉備載，而於英吉利為尤詳。」並奏請重新刊印，廣為發行，以便使人「知夷難禦而非竟無法之可禦」。王茂蔭的奏疏上達後，沒有任何回應。
1858年是一個既平常也難忘的年份，那時距清廷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失敗的時間不久，第二次鴉片戰爭就在這一年爆發，內外局勢更加令人不安。1858年，也是魏源去世後的第二年，百卷本《海國圖志》早已出版，但那位王大人還沒有見到，他向皇帝推薦的是五十卷本。
倒是在近鄰日本，《海國圖志》等著作的命運更好一些。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和中國一樣，也面臨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機。魏源著作的傳入，啟迪了他們的心智。它們認識到鎖國政策不能挽救危亡，主張積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變法維新，抵制西方侵略。根據日本學者大庭脩所述，《聖武記》於1844年傳入日本，也就是中國1842年首次刊行僅兩年之後即傳入日本。《海國圖志》傳人日本的時間，比《聖武記》稍晚，1851年首次由中國商船帶入日本，1854年日本幕府允許《海國圖志》在市場出售。價格方面，在1851年和1852年130目，但到1859年，價格則提高至436目。自1854年《海國圖志》允許在日本公開上市之後，至1856年，日本共出版各種翻刻本達23種。這些翻刻本的內容並不包括全書，而是選擇當時日本朝野關心的問題，特別是有關美國、英國、俄國的部分，以及如何加強海防、抵抗外敵的篇目。日本學者北山康夫在《〈海國圖志〉及其時代》一文中指出：「魏氏之革新與批判精神給予日本維新分子以極大鼓舞，諸如佐久間象山及吉田松陰等均受其影響。」
日本人鹽谷世弘對魏源的《海國圖志》不被清政府重視、反被日本採用的情況，頗為感慨：「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用，反為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夫！」其實，魏源的命運並不是亙古未有的，他之前或之後的好多具有新思想的人，不是也一樣嗎？遭冷淡，帶來的不僅是一種不如意，也有刻骨銘心的無奈。魏源最後遁入空門，可能就是這種無聲無形的遭際造成的。
|
放大圖片
